论保定张氏之家族传统对蒙元文化的影响

汉人世侯是金元鼎革之际一支颇为活跃且非常重要的政治、军事力量,作为当时最有名的三大汉人世侯之一的保定张氏,以其三代人崇儒尚学、尊师重道的家族传统,高瞻远瞩,在蒙古贵族原始野蛮的“铁骑文化”面前,不自觉地承担起了守护文化家园的责任,兴学养士,保护典籍,修史撰文,传承后学,与其门下的幕僚共同形成一股合力,为中原文化的保存与延续及其在元朝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韩映山《香溪集》的艺术特色

韩映山一向被视为"荷花淀派"的主力,对韩映山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风格特色和与"荷花淀派"的关系上,文本解读方面以《水乡散记》《绿荷集》《紫苇集》《红菱集》和中篇小说《串枝红》、长篇小说《明镜塘》等为主。与以上文本相比,《香溪集》则展现了与众不同的艺术风格和明显的创作转型。《香溪集》有助于展现韩映山创作的全部风貌和艺术探索。     

论“三曹”乐府诗对汉乐府的继承与发展

汉末建安时期,迎来了乐府诗发展史上文人拟作的第一个高潮,以"三曹"为代表,他们的拟作对汉乐府进行了全面的继承,在新的社会形势下,他们还通过自身实践使汉乐府有了很大的发展。"三曹"乐府诗创作之所以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形成如此深远的影响,与这种批判地继承密不可分。"三曹"乐府诗对汉乐府的继承与发展具体表现在句式篇幅、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等三个方面。     

从《淮南子》管窥西汉音乐美学思想的沿革和发展

在中华上下五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西汉可谓是国力强盛且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朝代,西汉时期的文化璀璨多姿,其中音乐表演艺术更是对于我国后期音乐美学领域的继承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我国音乐美学思想体系得以建立的坚实基础。而《淮南子》当之无愧为西汉音乐的代表作品,试通过对《淮南子》中所体现出来的主客观的双重思想进行细致阐述,深入分析《淮南子》中所展现出来的音乐审美观,探索西汉音乐美学思想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     

《前汉演义》与《史记》比较

《史记》这一煌煌巨著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垂范后世。司马迁用自己的视角为后世记录西汉前期至汉武盛世的风云变幻和昂扬精神。不仅如此,他还影响了后世的创作。民国黄士恒编著的《前汉演义》中的基本史实都是承继《史记》而来,却独具个性。其"演义"的文体特征,较为完善的白话语体和对人物行为、心理的详细刻画,可谓精彩绝伦。通过比较二者的异同,探究汉史通俗化写作对读者接受的影响。     

论汉代隐逸文化对先秦隐逸文化的改造与发展

在汉代之前,隐逸文化虽然借助儒、道两家的思想资源而得以成形,但在文化内涵上并未能摆脱这两种主流文化观念的笼罩而自成体系,处于儒、道对立的分裂态势中。而汉代隐逸文化则从时代政治文化环境出发,分别借鉴儒家隐逸思想中的道德化原则与道家隐逸思想中的自由理念,对先秦儒、道隐逸文化资源进行改造与重组,并促成了隐逸与政治的和解与合作,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一套新型隐逸文化体系,对此后隐逸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     

韩愈诗歌以丑表意探究

韩愈是中唐、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的一位诗歌大家,其诗歌有着"险、怪、奇"的风格倾向,呈现出以丑表意的特征,具体表现在韩诗中的丑之物、丑之事,怪癖字、奇语,光怪陆离的想象,以文为诗的写作手法等方面。韩愈诗歌中以丑表意主要受到了三方面的影响:一是坎坷的人生经历和二次被贬的仕途经历;二是诗歌本身发展的规律和当时的时代风尚;三是前人创作经验和友人孟郊对其的影响。韩愈诗歌以丑表意的特征对同时期诗人孟郊、卢仝等,后世的李渔、苏轼等有很大影响。     

“隶变”与汉代隶书艺术的辉煌成就

隶书是古文字长期变化发展的产物,它进一步突破“象形”拘束而抽象化,拓展了书法的用笔变化和字结构的空间安排。隶书在汉代达到成熟,成为全社会的通行文字。现代遗存的汉隶主要有碑刻和简牍帛书两大类,碑刻尤其是东汉中后期的名碑是历代传承有绪的隶书艺术典范,而近现代出土的简牍帛书则呈现出一个更加广阔的隶书艺术世界。隶书在东汉末年逐渐走向衰微,清代隶书随学术风尚转变而复兴,总体成就直接两汉。     

汉代经学意识形态论略

汉武帝以后,解释、阐明和研究儒家经典的经学正式形成,儒学从此以经学为主要表现形式继续流传和发展。因此,两汉虽有儒学、经学两种不同的说法,与政权合作的只是经学而已。政治权利支持和社会心理认同使得经学逐渐成为汉代国家意识形态,并对汉代政治、文化、教育、风俗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淮南子》对汉代绘画艺术的影响

汉代《淮南子》对当时绘画艺术产生了5个方面的影响,即雄阔浑朴的整体效果、神形具备的创作要求、文质兼美的艺术纲领、相对多样的艺术风格、放意相物的艺术情感,从而使其具有一种崭新的时代和历史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