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四家《诗》立于学官考辨

《毛诗》于平帝元始五年立于学官,终王莽之世。《鲁诗》立于学官在武帝为博士置弟子员之后。《齐诗》立于学官不迟于昭帝元凤元年。《韩诗》可能是在昭帝始元五年立于学官。学者或以为三家《诗》立于文景之世,或以为立于武帝置五经博士时,或以为三家分派在石渠阁会议之后,以及以为《毛诗》是元始四年立于学官的,都是错误的。文景之时尚无专经博士;武帝置五经博士明确了其顾问团为儒家性质,当时经派意识尚不明晰;石渠阁会议之前三家已经分派,史书叙宣帝增置前博士不数《诗》博士,是因《诗》博士在宣帝增立时无所增立。     

论《文心雕龙·通变》中之“九代”

《文心雕龙.通变》篇中关于"九代"的论说,各家的观点各不相同。以"九代咏歌,志合文则"为中心,从刘勰写作《文心雕龙》的主导思想和《通变》篇的主旨出发,对几个有争议的朝代(楚、汉、刘宋)的文学特点分别进行论述。无论从题材亦或手法,秦汉之间的继承发展关系是不能分割的;刘宋文学则多不符合刘勰的"宗经六义"的特点。通过较为详细的论说,最后得出结论:刘勰所谓的"九代"为黄、唐、虞、夏、商、周、楚汉、魏、晋。     

汉人享乐观念与汉诗

两汉时期追求世俗享乐的风气流行于社会上下,"乐"字因此成为汉诗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字眼.汉诗对衣、食、住、行、游艺、两性等众多生活领域的描写都体现出汉人的享乐观念,此观念大致可分为知足型和奢侈型两类,并存在着滋蔓、强化和延伸现象.从享乐观念的新视角去作考察,汉代诗歌别有一番天地.     

傣族与汉族中学生身体素质对比分析

为了掌握傣族与汉族中学生的身体素质现状,文章运用文献资料法、对比分析法、数理统计法等,对汉族与傣族中学生的速度素质、耐力素质、力量素质、柔韧素质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在速度素质方面,汉族男生优于傣族男生,傣族女生则优于汉族女生;在耐力素质中方面,13岁这个年龄段傣族男女生均优于汉族男女生,14、15岁则汉族男女生优于傣族男女生;力量素质方面,傣族男女生总体上优于汉族男女生;柔韧素质方面,汉族男女生优于傣族男女生。     

浙江乡村汉族6～22岁学生身高生长发育自然增长变化特征的比较研究

依据《2000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报告》中所颁布的调研数据，对浙江乡村汉族6～22岁学生身高生长发育自然增长变化的特征进行系统的比较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浙江乡村汉族男、女生身高自然增长值和自然增长率百分比，其大小排序的年龄段与全国乡村汉族男、女生的不同，其中男生的年龄段要少于全国（7／⑨），其整体增长水平也低于全国整体增长水平（3．56cm／5．37cm）女生的年龄段要多于全国（9／⑦），但其整体增长水平要低于全国整体增长水平（4．77cm／5．00cm）。     

战国兵器铭文札记二则

讨论两件新公布的战国纪年兵器：一件是十九年上郡戈,收录在《桐城文物精华》中;另一件是出自甘肃陇县大堡子山的右库工师戈,见于《秦西垂陵区》。十九年上郡戈据铭文和器形可以判定属秦昭王时期,对于研究当时的兵器督造制度、秦上郡地区的行政等问题进行探讨。右库工师戈铭文的纪年部分虽由于锈蚀无法看见,但可以通过文字和辞例确定属于三晋中的韩国兵器。     

从秦汉奴婢奸罪窥探其法律地位

秦汉奴婢所犯奸罪主要有强奸、和奸、禽兽行三种。秦汉法律对犯奸罪的奴婢的惩罚要重于其他人,而且会因受害者身份不同而不同。一般而言,法律对奴婢在家庭内部所犯奸罪惩罚最重,反映出秦汉家庭中主奴之间严格的等级界限,以及法律对家庭内部伦理关系的维护;相比之下,对奴婢在家庭关系之外所犯奸罪惩罚较轻,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秦汉时期较为开放的社会风俗。秦汉时代社会等级制度尚未严格化,这使得奴婢的身份较易得到改变。     

汉代尊老养老教育与社会和谐

汉代尊老养老教育在继承先秦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汉代皇帝扮演了重要角色,将“以孝治天下”定为基本国策,朝廷将《孝经》列为儒家经典,命天下诵读,因而《孝经》起到了指导尊老养老的重要作用。除了学校教育,政府还重视社会教育,通过多种途径向社会全体成员灌输尊老养老思想。举孝廉从选官的角度为全社会制定了敬老尊贤的行为准则,成为鼓励人们尊老养老的强大精神武器。把尊老教育与法律尊老相结合,运用礼法对不养老、侮老、弃老者予以严惩。尊老养老教育对于家庭和睦与家庭保障、培养“尊老”风尚、保障社会和谐安定等等,都有着巨大的积极作用,但将道德教育置于绝对支配地位的弊端也不应忽视。     

汉代河北纺织业略论

河北种植桑麻、养蚕缫丝历史悠久，范围广泛，具有发展纺织业的良好条件。两汉时期，河北是我国纺织业较发达的地区之一。西汉末年，河北劳动人民在长期积累的纺织经验的基础上发明了提花机。钜鹿、清河以北的赵郡、中山和常山等处是东汉河北丝织业集中的地区。在河北汉代墓葬中发现了不少丝织品实物，反映了汉代纺织业的高超技术水平。东汉时，河北的麻织业也有了较大发展。     

辛亥革命时期汉民族史的建构

一般认为民族史的研究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开端。事实上,辛亥革命时期学人已经开始了民族史的讲充,它的理论源头是梁启超等提出的“史界革命”,以及随之开启的对“新史学”的探索。这是中国社会由传统的“天下-王朝”体系向现代“民族-国家”模式转型在史学上的反映。“新史学”的叙事主体是“民族”,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新史学”实践更多地是指向“汉民族”,从而引发了汉民族史的研究。这种研究是以宏观建构为特征的,包括汉民族的史前部分、汉民族的起源与构成、汉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汉民族的兴衰发展等,从而构建了汉民族完整的进化发堤的史迹,藉此为现实民族建国服务。与此相应,其他民族的民族史也基本以“新史学”的思维而零星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