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帝陵营建礼俗略述

西汉五陵原陵墓群蕴藏着丰富的区域历史文化价值。通过对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的初步研究,略述了西汉帝陵的营建礼俗。     

浅谈韩非对管仲法治思想的评说

春秋初年的管仲佐齐桓公尊王攘夷之功为历代美谈,但对其治国思想中的法治部分作出系统评价的却是几百年后战国末期的韩非。集法家大成的韩非肯定了管仲在齐国实行的变法改革,并认为变法改革是齐国成功的关键。他对管仲思想中的“刑罚”“因能而受禄,录功而与官”的法术思想表示赞同,并对其思想中不成熟的方面作出批评。     

当代汉族人名的语音分析

汉语的语音特点,决定了汉族人名的很多特点。本文从语音的诸多不同角度对天津市当代汉族人名进行了分析,并总结出不同年代当地汉族人名的规律性特点。     

柳宗元与韩愈经学思想之比较

柳宗元与韩愈作为中唐思想文化界的领袖人物,不仅在文学领域称雄,而且在经学方面也有特殊的贡献。他们在经学方面的异同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对经书的态度;二、批判怀疑传统经学;三、经学与现实的关系;四、经学与子学的关系。     

试论秦汉简牍中奴婢的户籍问题

秦汉奴婢的户籍问题一直是史学界争论较多的问题之一。随着秦汉简牍资料的相继出土,对奴婢户籍问题的研究得到了进一步深化。从简牍情况看来,秦汉奴婢更多地是以资产性质或依附人口的身份登记于户籍,而没有以个人身份登记于户籍。这种情况与奴婢半人半物的身份特征密切相关。     

《诗序》编撰时代考论

从上博简《孔子诗论》的内容特点、先秦时无人提及《诗序》的现象以及春秋战国时人称引《诗》之态度等方面,论述了先秦时《诗》本无《序》。周代采编《诗》这部乐歌总集的主要目的在于充实乐章以备用于各种典礼仪式,而乐歌这种辞乐一体的艺术形式,重在乐调之别,其乐辞作为文本意义并不突出,故无须作序。至汉代则有了作《序》的必要,《诗序》也打上了汉儒编撰的痕迹。故《诗序》虽不能确指为何人所作,但可断定必为汉儒所为。     

汉代郡县乡财政管理论考

汉代地方财政管理比较健全，实行中央统一调度，郡国、县乡分级管理体制。郡守是郡级财政管理的最高主管官吏，郡守的财政管理主要体现在财政收入、支出的权限上；县级最高财政管理负责人由县令（长）兼任，县令（长）负责主管财政收入、仓储保护等工作；乡里是县以下的财政管理组织。     

“援礼入法”对中国汉律的影响

在中国汉代时期,由于儒家思想受到统治阶级的推崇,于是“礼”成为指导政治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典则,并对国家的立法和司法活动起着支配的作用。同时“礼”思想中维护君主权威、官僚特权及等级名份、家长制度等内容也成为这个时期立法的理论基础,并对后世封建法律制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文选》汉大赋用字中的义符类化现象

汉大赋中汉字的义符类化现象是文学表现与汉字发展彼此作用的结果.它在赋文中能够突出整齐划一的同类排列,辅助表现对偶和文章的节奏、韵律;在汉字发展过程中,它赋予名物固定的文字形式,使之从异词同字的假借状态分离出来,也使一部分概括性强、意义宽泛的词在指称不同事物时产生了略有区别的广义分形字.作为一种表现手段,义符类化对形成汉赋的形式特点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这一作用的意义是积极与消极共存的.类化的结果也必然受到社会的检验.     

华夏汉族人名文化浅论

华夏汉族姓名化是华夏汉人积极的精神活动的表现，是华夏氏族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因此姓名化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名”化是姓名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名自命也”，后世学对许镇的这个经典释义的理解多迷失真意。究其原因，是后世学忽视了先民对“名”的崇拜，误解了这个判断句的语法性质所致。华夏汉族人名化源远流长，命名化有民族传承性，但中心地位却表现出它的社会时代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