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胡适对古典诗词的评介看他的修辞观

胡适是中国现代一个很有见地的修辞学家,他在《白话文学史》和《国语文学史》中对古典诗词一语中的的评介,蕴含着丰富多彩的修辞观点,是中国修辞学宝贵的史料,他关于文与质、用典与白描、不讲陈词套语及具体、原则与风格的看法,是很值得认真研究与探讨的。     

启蒙与实感:胡风文艺思想与鲁迅传统的关联

胡风的文艺思想通过其在现实的实践斗争中形成了启蒙现实主义理论体系。胡风继承了鲁迅的文学"为人生"的"五四"启蒙精神,将启蒙思想纳入到他的"主观战斗精神"、"大众化"等理论体系中,并通过文学的"实感"使启蒙思想通过文学的方式得以实现。总体说来,通过文学实现五四启蒙精神,并建构起启蒙现实主义的理论是胡风传承鲁迅精神的实质和核心。     

在历史的链环中——胡风事件悲剧原因探析

发生在20世纪中国文坛的胡风事件震动中外。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在历史链环中,由环环相扣的“人”与“事”联在一起共同作用所造成的,牵扯到左翼文坛历史上的宗派关系,胡风本人的个性,部分文艺界领导人的旁观静待及推渡助澜等多方面的原因。     

中国低碳发展的类型及空间分异

区域的低碳发展是科学界关注的热点。本文以中国301个地级行政区为基本单元建立量化指标体系,把2011年中国低碳发展水平分为4个一级类型和8个二级类型,并通过Moran指数与散点图、LISA集聚图,结合基于扩展断裂点模型的中国经济区划分方案,分析低碳发展类型的宏观和局域分异特征,对于制定有针对性的不同类型区低碳发展政策具有重要意义。研究表明,中国低碳发展以高碳和相对高碳类型为主,一级经济区内低碳发展类型多样化分布,而大多数二级经济区内低碳发展类型具有相近性。依赖于高耗能产业结构的LLL和LHL类型在胡焕庸线上方和沿线集聚分布,而低碳经济与社会发展动力不足的LLH类型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下方。低碳和相对低碳类型位于胡焕庸线下方,特别是在东部沿海和长江中游地区大量分布。在局域空间,各子系统发展存在着很强的正向空间依赖,低碳经济与社会发展以"LL"型集聚为主,但后者的空间异质性较强,而低碳环境发展则以"HH"型集聚为主。各子系统发展的热点区大多位于中国东部和南部且较为独立,冷点区则有所重叠,主要位于内蒙古西部及西北经济区连片地区。     

两当起义代表性遗址与习仲勋复信虎志道

两当起义是习仲勋等同志在中共地下陕西省委领导下举行的陇原第一次武装起义,但目前对起义的研究还比较薄弱。通过文献和实地的调查研究,两当起义代表性遗址--两当兵变旧址（张家大院）虽几经辗转,但终于保留至今并得以修复,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作为纪念馆其价值将会越来越大。其中展示的重要史料--习仲勋给虎志道的复信,是习仲勋同志论述两当起义的唯一专文,此信成因以及信中所述“两当兵变”称谓和对两当起义正名,还有信中提及的几个重要人,都可以分别细致探讨,以便把两当起义研究推向深入。     

也谈胡光墉的评价问题

徐明德教授仅根据程灶女的一句口碑资料即断言胡光墉曾是安徽绩溪人,是不可靠的.胡光墉虽参与创办福州船政局,但很快就离开了,他办理其它涉洋事务只是按照左宗棠的指令行事的,所以不能称为"洋务运动的先驱者".胡光墉从事慈善活动也有取悦于当权者、为形势所迫、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等情况.徐教授对一些基本史实的叙述多不够确切,他对胡光墉的高度评价很难令人信服.     

辛亥时期胡汉民的排外观

辛亥时期,胡汉民提出了颇具时代特色的排外观。他认为,发生排外现象的原因,是由于汉族的种族思想、清政府实行的内外方针,以及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胡汉民主张区分不正当和正当两种不同性质的排外,其判断标准是国际法。他认为正当排外便是主张国家权利,同时又认同合法的主权限制。在他看来,要达到正当排外的目的,其根本之计在于排满革命。胡汉民和革命党人致力于反清革命,而对如何解除帝国主义压迫问题有所忽略,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共产党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党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探索。在理论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在实践上,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道路,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始终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法治的普遍原则与中国具体国情创造性结合的建设路径,是这条道路显著的中国特色。     

胡乔木晚年对中共治史理念的新思考

作为中共党史专家兼领导者,胡乔木对中共党史学科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有太多的思考。这种思考,带来他治史理念的新变化。针对文化大革命中党史学遭到的破坏,胡乔木科学论证了历史与政治的关系;提出了党史研究要坚持科学性、四面八方、历史主义、学术价值与阅读价值相统一的原则;晚年他还特别强调对中共党史研究要坚持以史实叙史,以及历史要分析等科学的研究方法。他的这些新思考,为中共党史学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拨乱反正作出了贡献,促进了中共党史研究的新发展。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若干辨析

近年来,"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纵深研究取得了众多成果,但在更正某些传统观点的同时,关于争论是否存在、是否建国后的"凸显"公案、政治之争还是学理之争、胡适当年是否反对马克思主义、胡适有没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贡献等问题的探讨,存在着矫枉过正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