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与胡适红学观念

周汝昌先生直接承袭和充分发展胡适红学观念,将“写实自传说”、“高鹗伪续论”和“脂本真本观”作为三大主题贯穿于自己的红学研究体系;而对于胡适红学观念中的某些“合理内核”,则不仅不予重视,反而遭到他的严厉批判乃至彻底否定。从而使其红学思想显示出极端的荒谬性和非科学性特征。     

胡辛小说中的女性主体性建构

通过分析胡辛小说中女性人物形象,探寻作家建构女性主体意识的内在理路:女性:人(和男人一样)—女人(和男人不一样的)—个人(以独立的提升了的具体的千差万别的个人将做人与做女人统一起来)。     

胡瑗的协作共进思想及其相交学说

从治理国家来说,胡瑗认为君臣交而天地成,所以治理国家必须注重君与臣的同心、臣与臣的合作,做到上下协力,众贤同力;从事业发展来说,胡瑗认为众人助而事业兴,要想取得事业的成功,必得气类才德相合者的帮助和支持;从个人的成长与发展来说,胡瑗认为左右师而已得裕,要求人们要有虚心的学习态度,要善纳人言。     

勤耕博采 宏图大观——试说文彬治“红”

胡文彬治红学,著述颇丰,成就卓著,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治学风格。胡文彬曾学历史,所以历史的眼光成为他考察《红楼梦》及红学研究的一个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视角,因此他的红学成就得益于他的历史感觉、宏观视野。同时,他非常注重搜集资料、整合资料和编辑出版红学资料,体现出他的实证工夫。他是一个淑世主义者,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社会参与意识和积极入世情怀。这样的品性和个性无不体现在他的治学和著述之中。学术著作往往质朴少文,但胡文彬却能做到在质朴之中文采飞扬,显示了他扎实的文学功底和淬炼语言的功夫。胡文彬痴迷红学、执着于红学。他不仅是有成就有影响红学家,也是为红学呕心沥血的活动家和组织家。     

简析“胡服骑射”对中国北方服饰的影响

“胡服骑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服饰革命,中原服饰与少数民族服饰从此开始融合。本文分析了“胡服骑射”产生的原因,探讨了其对服装等级观念、形制产生的影响。     

《水浒传》对男性身体形象的美学颠覆

宋朝以后,由于文化趣味的过度精致与颓废带来了男性身体的集体衰弱,在元明戏剧的推波助澜下,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形象成为古代男性身体的经典形象.<水浒传>以虎虎生风、粗犷豪放、充满阳刚之气的李逵式的力量型身体,对这种文弱的书生型的男性身体形象进行了颠覆,将男性身体"阳"的属性张扬得生动而又嚣张.但这种颠覆只是一种美学上的颠覆,是一种审美乌托邦.     

胡焕庸线两侧城镇建设用地变化及其碳排放差异

城镇建设用地在利用和扩张过程中承载和拉动着大量的碳排放。揭示胡焕庸线东西两侧城镇建设用地的碳排放差异,并探讨其驱动因素,能为东西部的协调发展、碳减排工作和新型城镇化提供重要参考。本文借助夜间灯光遥感数据和GIS技术,提出了边界阈值法,对胡焕庸线东西两侧的城镇建设用地进行了提取和分析,并综合相关文献中的碳排放估算方法对其所承载的碳排放进行估算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其关联性进行了剖析,并结合相关社会经济数据对研究结果进行深入讨论。研究表明：①边界阈值法提取结果的检验结果较好,优于经验阈值法和邻域分析法。②胡焕庸线存在被打破的可能性,2000—2013年东、西两侧城镇建设用地的面积比从95：5变为92：8,差异缩小。③西部地区的快速发展是以高碳排放为代价的,2000—2013年东、西两侧年碳排放量比值从93：7变为90：10,差异缩小。④东、西两侧的城镇建设用地每增加1 km²时,年均碳排放量分别增长1.79万t和2.58万t。因此,国家在继续重视碳排放量较大的东部地区的同时,也应重视西部地区加剧的高碳排放问题。可通过引导城镇建设用地的集约式扩张、优化产业结构和提倡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等手段促使西部地区走上集约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论胡适对自由主义的诠释

胡适作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思潮的代表,对自由主义的本质意蕴作出了独具特色的诠释,这一诠释颇具当代诠释学的风韵,也凸显了诠释学本身所具有的精神--自由、开放与宽容.     

曹琥及其《请革芽茶疏》考辨

明正德年间,江西广信府同知曹琥所上的《请革芽茶疏》,是研究贡茶制度及其社会影响的一篇珍贵献。本运用大量的历史及方志资料,针对李传轼《〈请革芽茶疏〉》一的疏漏和错误,对曹琥生平及其《请革芽茶疏》进行了考证和辨析,认为曹琥生平事迹班可考,并示署理庐州知府;疏中所言乃江西广信府贡茶之事,并非地直隶庐州府之事,更不可将此事作为“安徽茶叶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大事”。     

胡适：现代传记文学的开风气者

在20世纪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胡适是一位现代传记文学的开风气者。他最早提出“传记文学”的名词,比较中西传记的差异,指出传记文学的起源、人格教育作用。他提倡写自传,传记可以“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这些观点具有现代传记文学理论上的开创意义。他同时创作了《李超传》、《四十自述》、《丁文江的传记》等传记,虽以史学价值为主,但他尝试用文学笔法写现代传记,勇于实践,值得后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