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黄峨诗词曲的典故运用

黄峨,明代遂宁女诗人。其诗、词、曲讲究用典,表现在:典故数量多,典故类型广,使用手法活,同时重女性视角。究其原因,这与典故自身意义、黄峨所处的社会环境及自身经历、文学生态环境有关。     

黄建新电影叙事的美学特征

黄建新导演是第五代导演中旗帜鲜明的个例。他的电影在叙事方面也有着鲜明的特点。他的电影不排斥传统电影的叙事功能 ,又不是经典意义上的电影故事叙述者。他电影中的情节链常常受到一些表意元素的间离 ,呈松散的状态 ,从而在叙事上保持着一种开放性 ,尽量让电影呈现出生活原生态。在电影的叙事结构方面 ,他力求打破模式化 ,提供观众新的审美感受 ,以求观众在观看电影时有更多的思索与回味。     

颠覆与指斥：浅谈王若虚对黄庭坚诗歌批评

王若虚诗歌批评注重创作与风格的“天全”、“自得”，因而对不合其审美理想的黄庭坚诗歌多有指责，主要体现在：颠覆黄庭坚宗杜说；以苏黄比较来扬苏抑黄；对黄庭坚具体诗作指疵；对黄庭坚诗歌理论的指斥。这些论评，尽管其中渗透着王若虚个人的诗学趣尚，存在指责失当之处，但相较于宋代的黄庭坚诗歌接受，它具有了更多的理性思考内容，并进一步从细部特征上探讨黄庭坚诗歌，成为黄庭坚诗歌接受史的一大转折。     

福清与台湾关系初探

福清与台湾仅一水之隔。两地有相同的古文化遗存，人员来往较多，台湾的佛教与黄檗寺也由福清传去。由此可证，福清与台湾的关系源远流长，两地皆属于闽台统一的文化区域。     

极性思维:悖论构造与消解的相同犯规--兼评黄展骥先生的解悖方案

极性思维是将思维的某些方面加以夸大，将某一概念或理论推向极端的一种思维方式。认识史上主要表现为还原论和机械论，它是追求简单化的产物。说谎悖论和罗素集合论悖论都是极性思维的后果。现当代西方三大解悖方案仍未能摆脱这种极性思维。我国香港学黄展骥先生的解悖方案与西方解悖方案的实质区别在于它力求克服“不全则无”的极性思维。     

史华兹与黄克武:严复思想研究的两条路径

建国以来,严复研究在意识形态及海峡两岸现实需求的感应下,学人参照历史,将现实的影子照在严复的身上,比照严复在晚清社会将西方学者的思想理念投影到近代救亡图存的历史图景中.历史与现实的反衬在思想史研究上特别有魅力.鉴于此,解读严复译著,一直是思想史、学术史的热点、难点.史华兹的宏观探究与黄克武对严译《群己权界论》的个案探讨实际上是严复思想研究的两条路径,两者的重叠与分歧反映了研究者的现实感、学术时空及研究者的价值取向与对严复译著文本的解读存在着制约及促动的内在联系.研究者与文本解读的距离昭示的学术得失值得反思.     

洪朝往事,虚实相间--兼谈黄世仲历史小说的"演事"特性

黄世仲享有“革命派小说大家”之誉,他的成名作历史小说《洪秀全演义》,其一,以史料记载为依据,以历史人物为“原型”,以“合情理”为基础,以“感觉力之宏大”为宗旨,具有小说的“演事”特性,其二,创造了中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史诗”型叙事文本,在叙事方式上,既继承了中国典型小说“讲史”之长,也表现了“写人”的性格发展和传奇色彩,运用了多人并进的“集束式”艺术结构,其三,在人物塑造上,采取了虚实相间,即写实与虚构相结合的方法,作者“写人”有两个特点：改变传统小说的“脸谱化”倾向;写出了人物性格变化发展的轨迹,这是与许多晚清小说的最大区别所在。     

重评黄遵宪与丘逢甲的交往

黄遵宪和丘逢甲同是晚清客家名人,“诗界革命”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两人自1889年京城相识便结下了忘年之交,在此后的十几年里经常书信往来和诗歌酬唱,交情甚笃。学界对他们的交往有着不同的解读,或认为“诗坛争雄”,或认为“亲密无间”。通过再梳理黄、丘的文字因缘,提出了黄、丘的诗歌酬唱和交往是自觉的,彼此并无意于诗坛争雄,但唱和的频繁程度和唱和中大量用典的现象,给时人造成了诗坛争雄的印象观点。从一个新的视角重新评价黄、丘的交往,即回归他们本身,回归晚清粤东客籍诗人群体,回归诗歌以及“诗界革命”。     

黄遵宪的词学审美理想与实践

在创作思路的突破中寻求词之制作艺术方面的变化,是弄潮于"诗界革命"的黄遵宪的词学审美理想。在此种理念的驱动下,黄遵宪作词也力图熔铸新理想入旧风格、吸纳新内容入旧格律。尝试克隆"诗界革命"的思维方式却又对词体特征的凝固化特性认识不足,使得黄遵宪试图掀起的是一场在当时难以获得成功的词界革新。不过,黄遵宪"独立苍茫,高唱万峰峰顶"的振臂一呼,为近世中后期国内词坛更为彻底的词界革命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试说“东亚儒学”何以必要——从子安宣邦、黄俊杰的相关论述说起

1.东亚儒学作为一种跨文化研究,对于中国自身的儒学传统的再认识、再评价具有积极的意义;2.在对历史上帝国主义论述的东亚观(包括中华帝国、日本帝国时期)进行批判的意义上,东亚儒学研究也是完全有必要的;3.东亚儒学研究视野的确立对于我们深入了解并反省近现代东亚的政治-文化历史、社会-文化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4.东亚儒学研究可以为儒学走向世界、参与文明对话提供重要的契机,并能使东亚儒学为应对全球化问题提供一些有益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