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日本物语时代的女流文学

平安物语文学时代是日本文学史上尤其重要的一个时代。独特的时代政治背景造就了一批博学多才、内心世界丰富的女流作家,其作品中体现的时代女性的个性及精神观尤其引人注目,且其散文、日记等诸多女流作品形式对后世文学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对该时期的女流文学的发生、发展及代表女流作家的进行了浅析,并窥探了时代影响下的女流作家的内心情感世界。     

从语言层面探析湛约翰对《道德经》的诠释

作为中国典籍代表之一,《道德经》一书文约而义丰,思想深邃,给后人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诠释空间。1868年,伦敦图伯纳出版社出版了湛约翰翻译的《老子玄学、政治与道德律之思辨》一书,是为《道德经》英译之滥觞。从语言层面来探析湛约翰对"夷"、"希"、"微"这三个汉字本身所蕴含的提喻修辞的诠释、对汉字"道"之比喻义的诠释、对汉字"水"之联想义的诠释,聚焦译者对翻译的能动和制约作用,进而对翻译过程中译者自身的素养对翻译的影响问题做出思考并得出启示。     

论钱穆对朱子学“乾道”学术品格的判定

“格物穷理”在朱子学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钱穆也如此认为,只是钱穆又从“乾道”的高度定性了朱子学的“格物穷理”。在钱穆看来,汉唐诸儒及宋明理学诸儒多在无头坤道上用功,只有朱子能从“乾道知处从头做下”,能开创。钱穆本人虽然对朱子学的“乾道”学术品格论述不多,但对朱子学的此一“论断非常重要,因为钱穆所理解的“格物穷理”即“乾道”精神,与传统儒学、宋明理学的“切问近思”、“性即理”等思想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内涵非常丰富。     

翻译定义探讨--从《道德经》英译谈起

翻译的定义学界仍有争论,解决理论问题需从实践研究出发。《道德经》是被译为外国文字发行量最多的中华文化典籍,从传播汉语文化角度,其英译活动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归化、异化、开放式策略阶段。采用开放式策略,运用多种媒介来翻译,促进了国际汉语教学,弥补了缺失的汉语文化,提高了汉语文化传播的有效度。故此,翻译是译者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蕴含的信息用其他媒介（另一种语言为主要形式）表达出来的文化活动。     

《周易正义》道器思想述论

从中国哲学固有发展特点出发,在对孔疏道论、器论分别剖析的基础上,强调孔疏重道论的目的是为其重器思想提供理论支撑,实现儒家修齐治平之理想;另外,还指出孔疏道器关系具有形上形下、有无、体用三种最重要的关系,体现了孔疏道器思想的深刻性、创新性。     

“池中树”还是“池边树”——兼谈名篇的误读、篡改和“他本误,不出校记”的危险性

贾岛“鸟宿池中树,僧敲月下门”之“中”,今日从大、中、小学教材,到社会上最流行的唐诗选本,皆作“边”。其实,贾诗本来作“中”,明仿宋本以前的本集保持着这个真面。1148年成书的《渔隐丛话》前集转引之黄朝英《缃素杂记》（成书于1136—1148年）作“边”,是最早作“边”的征引著作。其作“边”,当是黄氏转述推敲故事时误记。由于《渔隐丛话》前集的广泛影响,作“边”的黄氏版推敲故事逐渐流行。1289年成书的《诗林广记》前集选录了《题李疑幽居》,作“边”,这是最早作“边”的全诗。其作“边”,应是选录者据全诗下附黄氏版推敲故事校改的结果。《诗林广记》等书的加入更加壮大了“边”的阵容,使其最终取代“中”在本集获得正统地位。明仿宋本是可考最早作“边,一作中”的本集。由此本孳生或参校此本系统的版本多作“边,一作中”,这些本集明、清以来最为流行。由于“边”在明、清乃至今日影响很大,人们翻刻、传抄、整理前人征引著作时,往往将“中”校改为“边”。通过对“中／边”的甄辨与梳理,可得以下启示：要充分认识名篇接受、流传中的误读、篡改现象,要充分估计校勘惯例“凡底本不误而他本误者,一般不出校记”的危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