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代徽州的市镇与宗族--歙县岩镇和柳山方氏环岩派

过去明清时代市镇研究大部分集中于经济先进地带的江南平原地区,而对山地市镇--徽州市镇则较少注意。笔者注意到,徽州的代表性市镇--岩镇在明代中期以后的逐渐繁荣,其过程可能与以岩镇为根据地的宗族中的一个支派势力的扩大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与平原市镇不同,使得徽州市镇在宗族文化上成为徽州乡村社会的缩影,呈现出其自身的特点。通过对徽州市镇与宗族的研究,有助于中国都市史研究的深化,扩大市镇研究的范畴。     

徽商与明清江南文教事业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是徽商的主要行商地域和侨寓定居之地。徽商积极参与江南地区的各项文教事业：捐资助学,参与各级教育机构的创设和管理;在江南地区藏：传、刻书;扶持与资助侨寓江南地区的家乡士子的科举活动;交结文人学士,举行诗文之会,开展学术文化活动。徽商通过文教活动,形成了商业发展与文化发展相互促进的态势,带动了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的整体进步和繁荣。     

明清徽州村规民约和国家法之间的冲突与整合

明清时期徽州的村规民约内容丰富,种类繁多,本文以明清徽州村规民约为例,全面探讨了村规民约的性质,以及村规民约与国家法之间的互动关系。指出,村规民约是国家法的必要补充和延伸,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构成了国家和社会稳定和谐的基石。但两者之间的抵触与冲突也是经常存在的,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巩固政权统治,在发生抵触与冲突时,国家法通常采取妥协和让步的路径寻求消弭冲突、进行整合之道,而村规民约则采取主动“邀请”国家权力进入的方式,从而实现与国家法的整合。     

徽州文学创作群体的类型研究

从本土和非本土、本籍和非本籍以及职业和身份对创作群体的内在规定的角度,对徽州文学创作群体作了类型区分和特点揭示。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略论塾师在明清徽州教育中的地位

明清时期的徽州以“徽商”作为文化发展的酵母,酝酿出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徽州文化。徽人崇学重教的文化传统和徽商有力的经济支持,造就了昌盛的徽州教育。发达的教育离不开高素质的教师队伍,一切教育无不是由低级走向高级。因此,参与基础教育的组织和实施的徽州塾师在其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书写与想象:明清时期徽州族谱中的科举

明清时期徽州科举极为兴盛,其辉煌成就与宗族对子弟科举仕进的重视密切相关,这在作为宗族群体记忆文化表征的徽州族谱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徽州族谱对科举进行了多角度的书写与想象,包括:家训祠规对科举仕进的强调、楹联像赞对科举及第的想象、科名录对科举荣耀的展现以及诗文对科举生活的描述等。在科举仕宦的时代氛围和聚族而居的宗族场域中,宗族与科举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     

区域产业同构规避研究——以深莞惠经济圈为例

深莞惠产业同构的问题在珠三角三大经济圈中较为严重。区域空间与产业资源的优化配置要求深莞惠强化合作、规避同构。因此,一要发挥地区比较优势,深化产业间分工;二要培育地区竞争优势,深化产业内分工;三要明晰城市功能定位,深化产品内分工;四要利用发展阶段差异,加强产业转移合作。     

对"徽州文学"几个基本问题的思考

目前对于徽州文学在徽学中的地位、称谓、起始时间、地域概念和作家范围等基本问题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对此问题加以研究,以廓清认识上的误区,可为徽州文学的深入研究奠定基础。     

徽州土改后出卖田地的法律凭证--徽州休宁北山乡土改后的田地卖契研究之二

土地房产所有证是土地改革后出卖田地的法律凭证.文章以徽州休宁北山乡土改后的田地卖契为根据,阐述了土地房产所有证的三个方面的法律凭证作用.     

《景德镇新安书院契录》的发现及其史料价值

《景德镇新安书院契录》是近年来徽州文书搜集中的一个重要收获。介绍了其发现过程、编订背景、主要内容及编排结构,并着重从景德镇徽帮研究、景德镇城市史研究两方面探讨其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