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櫆与徽州文人交游述略

晚年刘大櫆为生活所迫,跋涉徽州。在徽州期间与徽州文人孙维龙、程瑶田、方矩、汪梧凤、吴定、金榜、郑牧、汪肇龙等交游,相互探讨写诗、作文,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或师徒情谊。文章通过刘大櫆在徽州的经历,进一步阐释刘大櫆的古文观,从而阐明刘大櫆古文观在徽州地区的影响。     

惠州市历史街区动态保护研究

基于惠州市处于历史文化名城的申报过程中,其管辖的历史街区数目繁多。如何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让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空间与时间维度上动态发展是一个迫切问题。针对惠州实际情况,结合国内外相近的案例,探讨当下传统思潮冲击下的历史街区的文化保护走向。     

明清徽州私塾教育发微

徽州向来有重视教育的传统,亦因如此,徽州素有“东南邹鲁”的美誉。无论是学而优则仕,还是经商致富,都离不开儒而好学的传统。宗族私塾教育在徽州文化繁盛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文中着重探讨徽州地区的宗族私塾教育繁盛的原因、表现及其特征,突出宗族私塾教育在传统文化教育中的地位．彰显徽州宗族私塾教育的地域特色。     

明代惠州府进士初探

明代惠州府进士44人,数量不多,在全国靠后。就地域分布而言,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归善、!博罗并驾齐驱,占惠州府进士总量的68Z以上;就时间分布而言,也显示出明显的阶段性,前期明显少于中后期。就惠州进士总量和结构而言,并没有优势可言,进而限制了其整体仕进成就。但是,庶吉士制度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起了矫正补偿作用,从而使得惠州府进士仕进情况颇有可观之处。惠州府进士之所以较多。主要有民风淳朴、士风向学、学校众多、地方官绅的奖掖等几方面的原因。     

论华北民居与徽州民居的艺术差异——以北京四合院和黟县民居为例

在传统中华文化中,＂家＂这一概念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不仅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对文化艺术的发展、成型产生很大影响。由于中国各地区自然环境、审美观念、生活方式、传统习俗等不同,在传统民居的建筑布局、建筑选材、修建方式、外观造型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异.通过对比北京四合院和安徽黟县民居,探讨中国传统华北民居与徽州民居的在建筑形制、修建方式等方面的不同,最终得出两地民居在艺术风格上产生的差异。     

开发东江人文旅游资源 促进惠州旅游业快速发展

以惠州为中心地域的东江文化底蕴深厚,东江人文旅游资源分布广泛,文化价值和旅游开发潜力十分巨大。惠州地区东江人文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总体上仍显落后。我们应当从旅游产业定位、景点景区布局、旅游产品宣传和促销等方面提高认识,加强建设,以塑造惠州旅游新形象,打造惠州旅游大品牌,促进惠州旅游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近20年来徽州旧志研究综述

徽州旧志是研究徽州社会历史发展及相关问题的重要参考文献。近20年来学术界对徽州旧志的研究不仅范围逐渐拓宽,包括对徽州旧志的综合性研究、具体性研究以及对专志和佚志的研究,而且在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上有了进一步提高,涉及到多学科的研究方法。     

徽商与明清徽州荒政

明清时期,徽商积极参与徽州的荒政事务。在徽商影响之下,徽州的荒政形成了特色:官商共济使其成效斐然;宗族内部救济与政府救济有机结合;救济经费、物资等运作的商业化。徽商参与徽州荒政事务有助于缓和徽州的社会矛盾,协调徽州的商民、官民关系,从而促进了徽州的和谐发展。     

徽州传统学术文化的传播及其特点

徽州传统学术文化传播分徽州区域内传播和区域外传播两类。前者导致徽州区域内学术文化的整合,徽州学术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一体化现象;后者是徽州学术文化向其它区域的扩张,并由此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社会后期学术文化的发展风貌。徽州传统学术文化空间传播具有传播方式的多样性、传播空间的不平衡性、传播强弱程度的时段性等特点。     

清初徽州的里编制和增图

清初徽州各县和明代一样,里的增减现象持续着。特别是康熙三十年祁门县一共增加了3个里。但方志中只是简单地提到了这个事实,《清康熙四十二年词卷》保存了康熙二十六年到三十年间围绕祁门县的增图文书,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可能。文章首先对清初徽州各县里制的变动,特别是以祁门县为中心进行整理,然后借此对当时祁门县里增加的具体契机和情况进行考察。在清初的徽州各县,里的增减虽不时反复,但从整体上来看不过是局部性的变化,里制的变动看起来是在最小化的范围中进行的。里的增减无可争辨地表现了里甲制原本带有的不稳定性。但与此同时,这种增减变动的事实本身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当时的里甲制具备一定实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