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证据制度:一个初步性的讨论

理性传统一直是西方文明中的核心命题,它对整个西方文明产生过深远影响。作为西方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律文明也深受其影响,不仅法律本身是理性的产物,而且一些构成法律制度基础的自然法学与实证主义法学都是理性话语的产物。同样证据制度的形成与演化以及具体运用也都在理性的作用下展开。     

清代黔东南苗疆地区习惯法的法律人类学阐释

黔东南苗族人民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内容丰富的习惯法规范体系。至清代,习惯法成为苗疆地区维持苗民内部的社会组织秩序及其运转的主要力量。鼓社、议榔和理老作为苗族社会的三大支柱,并在习惯法的执行机制中扮演关键性角色。从法律人类学的视角来看,苗族习惯法也是苗疆地区山地耕猎性经济文化类型的集中反映,苗族原始宗教、禁忌、生态环境、社会风俗等因素对其习惯法的生成、发展和适用有着深刻的影响。     

对我国法学本科教育的几点思考

法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大学法学教育是大学教育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大学法学教育虽然还很弱小,但却因其特殊使命——法治启蒙而不可或缺,因其本身对法学职业教育重任的无法承受和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必然要求而定位为素质教育,因而在实施教育中,应该兼顾理论学习与实践能力训练相结合,突出法学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培养。     

论民事强制律师代理制度的建立

本文从律师代理制度立法缺失导致的法治环境混乱出发,引入对在我国建立民事强制律师代理制度的思考。首先,深入剖析诉讼专业化和强制律师代理的关系——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然后,从强制律师代理对司法公正和效率的意义,证明其制度必要性。继而,从各国的立法实践和我国的制度基础出发,探讨该制度建立的可行性。再者,从实证主义角度出发,设计如何在我国系统地构建民事强制律师代理制度。最后,建议从立法上建立民事强制律师代理制度。     

患者知情权的法律应用分析——以《侵权责任法》为例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55条首次在法律层面规定了患者知情权原则,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如何适用该条规定存在一定困难。从患者知情权与同意权的区分、患者知情权的范围、医疗机构履行告知义务的标准及医疗机构的免责条件等方面展开分析。     

危险驾驶罪的诠释与适用问题探究

《刑法修正案（八）》将危险驾驶行为纳入刑法具有恰当性,但未将“吸毒驾驶”、“无证驾驶”等同质性危险驾驶行为入罪。对危险驾驶罪的司法认定,要从成立本罪的地域范围限制、对象限制、时间限制、具体行为种类及行为程度等方面进行。司法适用中要注意本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交通肇事罪”相关罪名的衔接;对本罪关涉的程序、证据问题的处理,要注意公正与效率相结合。     

苏联社会主义法治的探索与教训

苏联是第一个建成社会主义政权的国家,因此也就成为了第一个把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本土化的试点。实践表明,苏联在应用马克思主义中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方面是成功的,但在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方面是失败的。无论是列宁时期、斯大林时期还是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的社会主义法治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挫折。即使在今天,对于正在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中国来说,其经验教训仍然值得重视。     

社会法体系的结构分析

社会法体系的确立与对于社会法概念的界定及其调整对象的认识密切相关,只有厘清社会法的内涵——社会法的定义,才能确定社会法的外延——社会法的体系。基于社会法学界现已形成的有关社会法定义的一些共识,可勾勒出部门法意义上的社会法体系,即由相关的社会法规范所构成的系统。在社会法体系中,以基本稳定的二元结构即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为核心,还包括一些交叉融合现象和逐渐生成的新领域。     

美能否成为民族国家自由生活的价值律法

美的理想或美的原则,如果要成为民族国家社会生活的自由价值律法,那么,必须得到政治、经济和法律的支持,因为公民权利的保证、经济生活的富足、法律对环境与自由的保护,是美成为普遍律法的基础。只有在法律的约束下,个体生活的自由才会以审美为目的,才会真正保护环境与生态,与自然和谐共处。个体生活的美丽与民族国家的美丽有着最为直接的联系,美应该而且可以成为民族国家自由生活的价值律法。     

对刑法修正和解释的思考

1997年的《刑法》颁布以来,已历经数次修正和解释。这些修正和解释,一方面完善了刑事立法和司法,另一方面却也给整个刑法体系的稳定性和司法的平衡适用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困扰,刑法也日益患上了“综合肥大症”。为此,应当找出我国刑法修正和解释过程的问题和解决办法,同时考虑对历次修正和解释作一次系统的整理,并在适当的时机考虑重启刑法的全面修订工作,以使我国刑法更好地适应整个社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