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樱花”意象比较研究

将樱花纳入文学与文化的视野加以考察分析，发现中日两国文学作品中的“樱花”意象有各自相对独立的发展轨迹：中国的“樱花”意象是樱桃文学大力发展下的产物；而日本的“樱花”意象则有其自身发展的源头，虽然在演化过程中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但很快又走出了自己的道路，形成自己的民族特色。中日两国诗人对樱桃、樱树和樱花、樱桃花的认识与分类都是模糊的。而两国诗人对此意象的不同处理，又体现了不同的民族审美。     

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供给研究

通过分析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供给的公共政策议程背景、经济失衡背景以及现实问题背景三大背景,从农民工、政府及企业三方契约参与者理性选择角度,展现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供给中应有的基本战略认识。     

论英国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双重使命

太平洋战争初期，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统治被摧毁，英国对日宣战，英国从消极抗战到有限参战，到战争结束时积极抢占东南亚殖民地，表现出英国参战的双重性。英国最初想借美国之力夺回自己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后又担心被美国取而代之，因此英国一直在对日战争中走钢丝，经中美英三方不断协调。才最终确立了英国在东南亚战场的责任，但英国始终把重返东南亚作为其参战的条件，使它的对日作战打上殖民主义烙印。     

人本主义与我国《公司法》的修订

人本主义要求尊重人、发挥人的价值,求得人的完善。以人为本是公司立法应遵循的基本理念,《公司法》应当从多方面满足以人为本的要求。修订后的《公司法》在公司的变更和解散、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法律责任等方面仍有很多不足,有必要进一步加以完善。在修订《公司法》时还应当处理好效率与人本主义的关系。     

21世纪日本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

21世纪日本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包括爱国主义教育、人生观教育、劳动教育、个性教育以及国际化教育。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可以引发对我国当代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思考。     

朝鲜通信使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东亚历史中,朝鲜通信使不仅承担起＂传通讯问＂的外交使命,而且客观上同时充当了中日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他们通过与日本文人诗歌唱和、笔谈、书信等形式,间接地源源不断地向日本传播着中华文化。在闭关锁国的日本江户时期,中日文化直接对话交流的机会不多,朝鲜通信使作为中日文化交流的主要媒介,其重要作用不容忽视。     

言说空间的折叠：日据时期台湾小说中的隐喻——以赖和、杨逵、吴浊流为例

隐喻是日据时期台湾小说中的一种重要书写策略和修辞方式。通过以赖和、杨逵、吴浊流三位台湾作家的代表作为研究对象,从作品命名、文本情节、小说人物和事物等角度阐述日据时期台湾小说中的隐喻形式,并对这一修辞行为的历史语境作了考察。     

日文版民国方志与中国方志“概述”体例——以民国日文版《山西省志》为例

当代中国方志研究的专家都认为,1937年出版的由黄炎培主纂的《川沙县志》首先在民国方志中使用了"概述"的概念,而新编地方志的"概述"体例就是借鉴黄氏的局部"概述"理论而发展和完善的。其实,这个说法值得商榷和进一步探讨。早于黄氏方志17年,即1920年由日本东亚同文会编纂出版的日文版《中国省别全志》不仅在每个省志中都设有专门的总论即概述编,而且在有关章节目中也设有概述及无题小序,对方志概述在志书中的运用作过系统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该省志系列的第十七卷《山西省志》即为可靠例证,应该说,日文版民国方志最早使用了"概述"的概念,民国方志的"概述"体例也是由日本方志界探索和创造的,目前所有权威著述中关于"概述"篇设立是新编地方志的重要发明创造的说法是错误的,应当予以纠正。     

《史记·乐书》校勘商榷

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由顾颉刚先生领衔点校,取得了很高的学术成就,是迄今为止最权威的《史记》版本。然因时代条件的局限,本书校勘仍存在不少问题。就《乐书》而言,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当改未改;张文虎《札记》成果吸收不充分;改动底本,但未标示校改符号;排印致误。     

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日语教学实践研究

目前国内的日语教学仍然停滞于以教师传授知识为主的传统线型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已日显弊端。建构主义理论教学模式强调有效的课堂教学,是教师协助学生去完成个体的自我探索,促使学生主动建构知识意义。在建构主义理论基础上进行的日语教学实践,应着重建立师生间＂彼此倾听＂的对等关系及生生合作的学习关系,将教学的重点放于培养学生语感的生成,锻炼学生思维的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