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士人对西北生态环境的关注与研究——以三部西北行记为中心

清朝嘉道年间曾掀起过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热潮,其中包括不少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和研究的内容。祁韵士的《万里行程记》、方士淦的《东归日记》和林则徐的《荷戈纪程》是其中较具代表性的三部行记。他们的考察路线基本相同,均记载了西北之行沿途的山川名迹、人物土俗、物产、环境等内容。而且三者之间在时间上恰好先后有别,所以从中可以看出其间西北生态环境所发生的变化。而这些清末士人对西北生态环境的关注和研究,对于今天的西部开发和生态保护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陆机诗歌中的悲情世界

痛苦、哀伤、嗟叹是汉魏六朝诗歌的主要音调,作为西晋文学的代表作家陆机,他的诗歌中也往往流露出许多悲伤的情感。这种悲是对其内心情感的真实再现,是陆机对真实生活的体验,如有表达自己的相思之情,有描写从军的艰苦生活,还有表达对人生艰难、命运难知的感慨等等。而对于读者来说,这些情感也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试论蒋骥在楚辞学研究方面的成就

无论从研究者的人数,还是从研究范畴、研究方法、研究层次等方面,清代《楚辞》研究仅次于《诗经》研究,楚辞学在清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学术高度。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将楚辞研究推进到一个更加切实、更为理性的领域,真正开启了清代楚辞研究的新领域。     

顾颉刚的学术追求

顾颉刚先生追求的“为学术而学术”道路,不仅体现在他学术研究中有一种勇于开拓创新的精神,一种锲而不舍的韧性,而且体现在他组织禹贡学会,辛勤地培养青年学子的活动中;而这种追求之所以受到阻碍,使顾颉刚深入彷徨,苦闷,就在于受到“经世致用”思想和“左”倾的阶级斗争理论以及传统意识形态等对学术研究的消极影响。     

《游仙窟》古钞本、古刊本勘误与质疑

《游仙窟》一书在中国失传后，因日本的古钞本、古刊本得以流传。日本现存的《游仙窟》古钞本有10余种，校注宜选“江户初期无刊记刊本”为底本，以日本康永三年（一三四四）醍醐寺钞本、文和二年（一三五三）真福寺钞本、金刚寺旧藏镰仓末期（□）残钞本、山岸文库藏室町初期（□）残钞本、元禄三年（一六九0）刊本《游仙窟钞》以及国内四种校勘本、校点本为参校本。由于辗转传抄，《游仙窟》的日本古钞本、古刊本免不了错讹，异体字、俗字也特别多，都给校勘和注释工作带来了困难。《游仙窟》日本古钞本、古刊本在传抄和刊刻中形成的错误，虽然多数可以通过版本比勘求正，但也有一些是版本比勘不能解决的：一是错误十分明显，基本可以凭“理校”纠正；二是很可能有误，但无法通过“理校”提出纠错的方案；三是或文义隐晦，或扦格难通，却无从措手，只能存疑待考。     

正统与异端--试论魏晋清谈中"音声之辨"的意义

言意之辨是魏晋玄学重要的思想方法.王弼创造性地提出了以有训有之不足的原则,这其实就是用语言来进行语言批判,是玄学向传统经学发难的基本思路.所谓"有",就是指现实语言世界.嵇康的<声无哀乐论>用言意之辨的方法,剖析"乐教"被统治者用语言"造立"起来的过程,以其悖谬颠覆其天经地义,堪称文学艺术理论自觉时代的"独立宣言".然而,在我们绵延了五千年的语言世界中,它始终只是一个异端的声音.     

论吴趼人最早的一部章回小说

本文以《消闲报》上发现的材料来探讨晚清小说家吴趼人最早发表的一部章回小说《海上名妓四大金刚奇书》。《奇书》从近代报刊新闻中汲取素材,并混同于轶事趣闻中一起刊登,预示了近代小说的发展趋向。     

辉县百泉藏北宋涌金亭碣考

今河南辉县百泉藏有一北宋碑刻,上有苏轼所书"苏门山涌金亭"六大字,并有"眉山苏轼"落款,碑刻上另有两处题记,史称涌金亭碣。碑文书法风格近似颜体,又出新意于法度之中。苏轼至辉县百泉的时间应为元祐三年(1088年)九月十七日至元祐四年(1089年)四月之间,碑文应题于斯时。碑刻题记详细记载了此碑的流传情况,此碑刻最早被汲郡胡戢收藏,后被进士孔揖、邑佐李琦收藏,最后邑令王嗣晖将其镶嵌在涌金亭内,流传至今。由对胡戢的考证可还原其和晁补之、苏轼、苏迈、张耒的交游情况。而胡氏藏匿此碑四十年,反映了北宋新旧党争的政治状况以及苏轼仕途和苏学的发展变化。     

徐玑诗略论

永嘉四灵是宋诗的重要流派。徐玑居永嘉四灵之二,论诗有精见,但其作品不被论者看好,评价偏低。通过具体举证和分析,徐玑在五七言律诗、七言绝句和五言古体的创作上都取得了可喜成绩,而行旅诗情景开朗不作凄苦音,尤为一大特色,值得称誉。故其诗不容贬低。     

儒道思想对阮籍"论"体文艺术风格的影响

阮籍是正始时期颇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他的论体文体现了儒道思想对他的影响及其思想转变的轨迹.早期之论归本儒家,行文沉稳,论述严密,颇具儒者敦厚之风,后期之论则气盛调远,自然飘逸,尤显道家寥廓恢宏之貌.由此可见,文士思想之转变直接影响其文风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