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角度转换中的悲剧呈现——以《家》、《憩园》、《寒夜》为例

《家》、《憩园》、《寒夜》是巴金创作于不同时期的三部家庭题材小说。这三部小说的叙述角度经历了全知叙事→＂第一人称＂限制叙事→＂第三人称＂限制叙事的转换。随着叙事角度的转换,叙述者和文本中艺术世界的关系也逐渐拉近,从对故事中悲剧事件的＂掌控者＂变为悲剧事件的＂观察者＂,最后又成为悲剧事件的＂亲历者＂。这种转换表现出巴金悲剧性生命体验的逐步深化。     

试论巴金的抒真情文学历程

巴金从异国他乡走上文坛,一生都在以不朽作品践行＂真情论＂。＂爱那需要爱的,憎那摧残爱的＂,这是巴金一贯的文学主张。虽然巴金的真诚与热情在＂文革＂中受到沉重的打击,但在《随想录》中,他却怀着博爱而忏悔之心,对自己曾经被迫于淫威、违心批判过的朋友表示诚挚的歉疚,以＂真情＂还复历史,以大无畏英雄气概与殉道精神无情地控诉了＂文革＂的种种令人发指的罪行。巴金用心地追寻着＂真情＂丰富的内涵,终生都在探索表现＂真情＂的各种文学手段。     

论《金瓶梅》主题意识中的二律背反

《金瓶梅》主题意识二律背反在作品中的表现主要有二:禁欲与纵欲、劝世与骂世,展示了人的自然天性与理性枷锁之间的尖锐矛盾,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痛苦环节。造成《金瓶梅》主题意识二律背反的原因有两点: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崛起、以王守仁为代表的"心学"等新思潮的影响。     

魏晋到隋唐佛像背光创作流变述考

佛教崇尚光明,认为佛的身体有种种光明,佛光在佛像中以背光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像背光的宗教内涵与艺术价值都值得深入研究,我国魏晋到隋唐这段时间佛像背光的创作非常发达,通过对其发展演变的整理研究可以管窥佛教的像教意义及我国佛像制作发展的艺术历程。但目前对此尚无成系统的专门论述,选取此阶段有代表性的一些佛像背光进行比较分析,述其流变轨迹,以见其由最初的依据佛经为得福报而造背光,到以背光雕刻来扩大宗教宣传的影响,再到后来成为装饰性的纯艺术作品的发展过程。     

毕节方言词语法化倾向初探

汉语语法化研究正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而对某一地域内或某一方言的词汇的语法化研究则较少。毕节方言中部分词语的虚化,反映了毕节方言与中古汉语之间的联系,也是汉语实词虚化这一总体趋势的佐证。毕节方言词语法化的倾向,既是词义和语法变化,也是人们认知方式变化的过程的反映。     

贵州绥阳方言的“得”

绥阳方言"得"[tε21]字的意义和用法十分丰富。可以是构词语素、构形成分;可放在动词前也可放在动词形容词后表示"可以、能够、得到、许可"等;疑问式和否定式也和普通话有差别。     

宋金元诗歌“列锦”结构模式及其审美追求

“列锦”作为一种修辞手法,并非是宋金元诗歌中才出现的,而是早在先秦时代的《诗经》中便已产生。在汉魏六朝诗歌中,“列锦”手法的运用更是广泛。唐诗中“列锦”文本不仅更为常见,而且结构模式上有很多创新。唐五代词受唐诗的影响,“列锦”在结构模式上又有所发展。宋金元诗歌受唐五代诗词的影响,“列锦”在结构模式上续有新的创造。与前代诗词一样,宋金元诗歌中的“列锦”修辞文本建构,都是“有所为而为”的,其建构都带有特定的审美追求。     

山西壶关方言谚语的句法、语义、修辞特点分析

通过实地调查,我们共搜集到1 235条谚语。文章从句法、语义、修辞三个方面对壶关方言谚语进行考察和分析,其语法结构复杂,语义内容丰富,修辞特点鲜明。从句子形式上看,壶关方言可以分为单句形式、紧缩句形式和复句形式三种类型。从语义上看,主要从基本意义和附加意义、表层意义和深层意义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从修辞上看,主要运用了比喻、对比、对偶、夸张等辞格。     

四川客家话与江津话、宜宾话入声演变比较

文章用四川客家话入声跟西南官话的江津话、宜宾话的入声作比较,联系各地方言入声现状,推导出入声演变的历史可以分作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又分作前后两期。     

《论语》学研究的一部力作——评《魏晋南北朝“论语学”研究》

学术界对魏晋南北朝《论语》学研究较少,《魏晋南北朝"论语学"研究》一书弥补了此缺憾。此书的特色在于从学术的层面对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语》诠释方式的发展与演变予以全方面、多角度地论述,注意吸收学界研究成果进行综合比较研究,探讨《论语》在政治、教育、社会风尚与宗教方面发生的作用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