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客里空”运动的历史脉络与思想逻辑

《晋绥日报》的反客里空运动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然而也是一个不断被不同话语讲述着的历史事件。因此,合理的追问是:反客里空运动的历史本相到底为何?本文尝试通过对相关文本和语境的了解,能对这一疑问略有解答。     

从晋商图书透视晋商研究

以晋商图书为依据,对晋商图书研究主题变化趋势进行分析,指出晋商研究的内容应进一步拓展,研究方法应多样化。     

金元时期平阳成为刻书中心的背景分析

金元时期是山西平阳刻书业繁荣兴盛的时期,平阳成为全国的刻书中心之一,究其原因,除平阳固有的文化积淀、特殊的地理位置、成熟发达的雕印技术以及便利的物质条件外,最根本原因是平阳当时所处的历史、政治、教育和宗教背景。     

宋元明清时期文人著述观念的嬗变

以历史时序为线索,对宋元明清时期文人著述观念的演变进行纵向梳理,其变化态势为:从宋元时期的重名轻利,到明代的追名逐利,再到清代的淡泊名利,其总体趋势是复归文以载道的著述本意。文章着重探讨儒家义利观对宋元明清时期人们著述观念的影响,以及古代著述观念演变与著作权保护意识形成的关系。     

华丽血时代之内圣外王何以可能——从《与山巨源绝交书》说起

生活于魏晋时期的山涛与嵇康曾同做竹林游,为金兰之交,然后来,二人在政途分道扬镳,一人为司马氏所杀,一人为司马氏重用,《与山巨源绝交书》看起来似乎是二人友情的终结标志,也似乎是二人人生抉择高下不同的一个标志,然笔者认为,嵇康《绝交书》之本意非为与山涛绝交,二人也并未真正绝交。二人的人生选择虽然不同,但在恪守道统上,却是殊途同归,但二人在实现儒家内圣外王之理想上结果却是大相径庭,嵇康只有内圣,未成外王,而山涛则是在那样一个华丽血时代不可多得的一个儒家内圣外王的成功典范。     

析山涛之"吏非吏,隐非隐"

东晋孙绰批评西晋山涛“吏非吏,隐非隐”。究其因:山涛两度隐居,一为养名,一为避祸,总在伺机出仕;晚年屡求引退也只为“功成身退”;出仕期间,既有吏能又为官清廉,但每每中立于朝,与时俯仰,为人处世过于圆滑,且“身入局中,未尝心存事外”。山涛可谓深受老子思想影响,在人生追求和精神境界上始终未臻至超尘脱俗、应物无累的境界,表现得颇有机心。而孙绰深受庄学影响,追求“萧条高寄,不与时务经怀”,他对山涛的批评实际上反映了玄风盛行时庄学影响下的士人与玄风初起时老学影响下士人仕隐观的不同。     

聆听余华:余华先锋小说中的“声音”

余华的先锋作品包罗了丰富的声音,其中值得关注的声音主要有三类,分别是小说人物直接发出的对白声、由叙述者描述的喊叫声以及因为暴力行为而产生的"暴力之声"。这三种声音在余华的先锋小说中分别起到了解构人物形象、重造时空和修饰语言的作用,推动了余华的先锋小说冲破叙事成规,因此对声音的摹写是余华在小说中运用先锋叙事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东阳历史形象塑造的考察

明代李东阳在文学与政治上均有很大建树,但他在刘瑾乱政时妥协退让,饱受争议。后世之人因为立场与动机各异,建构了多重的李东阳形象。透过当世、近世、易代三个视野,可以展现李东阳形象的历时流变。从文体学的视角出发,能考察记载李东阳形象的这些文献特点以及它们是否可靠。通过对李东阳争议的几个话题的讨论,可以还原一个历史上较为真实的李东阳形象。     

荆贵生主编《古代汉语》中的"某通某"浅析

荆贵生主编《古代汉语》中存在数量众多的“某通某”的注释,即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通假字。这些“某通某”注释中的大部分都是符合古文通假的原则的,应属于通假字,但也有一部分值得进一步商榷。通过与王力《同源字典》。古书中的注解及其他辞书的考查比较分析,我们认为这些“某通某”的情况中有些应属于同源字,有的属于并体字,还有一些属于误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