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璘及《因话录》若干问题考察

《因话录》是晚唐笔记小说中的优秀作品,作者赵约生于德宗贞元十八年至贞元十九年(802-803年)间,卒年大致在僖宗乾符中和之际。赵出身儒学世家,其家族以“文学进身、科举入仕”的方式进入到统治阶层,并与当时一些名门望族联姻,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良好的家庭环境和社会关系是赵成功完成《因话录》创作的重要因素。《因话录》成书于僖宗乾符中和之际,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唐代社会的原始材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史籍的不足,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故成书之后便被后人广为征引。     

任凤苞及《天春园方志目》稿本述论

文章以河北大学图书馆藏《天春园方志目》四种稿本为研究对象,全面介绍了《天春园方志目》四种稿本的版本年代、版式、内容、校改方式、校改特点以及各种稿本之间的联系和变化,并将其与传世刻本进行对比,分析该稿本具有的文物价值、文献价值和版本价值。     

《新安志》志源考述

罗愿的《新安志》是在南北朝以后地记、图经,尤其北宋大中祥符《新图经》的基础上修撰而成的。它继承地记、图经的地理记载的传统,又逐渐超越地记、图经的局限,特别是增扩历史文化的内容,使地方志不断完善,走向成熟。     

杜浚与屈原

在中国诗歌史上,杜浚最尊屈原,认为屈原开创了中国诗歌"缘嗔而作"的优良传统,而屈原之后动人心魄的优秀作品也无不是"缘嗔而作"的.屈原自称其诗歌乃"发愤以抒情",即杜浚"缘嗔而作"说的理论根源.在杜浚看来,"风骚"传统的核心是"真",凡是继承和弘扬了"风骚"传统的杰作都是"真诗".他洞察诗坛积弊而忧患诗道遂亡,乃睥睨一世、疾言厉色地诋诃昧者,振臂大倡为诗首要在于"真"的"贵真说".     

袁世凯在朝鲜的外交活动述评

袁世凯在朝连续平定了"壬午兵变"与"甲申政变",对英、美、俄、日等国对朝鲜的侵略给予了一定遏制。这时袁世凯功名欲望急剧膨胀,在外交活动中过于自信和骄狂;对宗藩关系僵硬维持,而且忽略对朝鲜内政全面变革的支持,对国际形势没有以全面、求变的态度来应对,以致出现重大失误。客观上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清政府统治者在外交上的失误及对袁的过分信赖,日本对外扩张步伐加快和列强争夺导致的局势恶化,使袁在朝外交活动终归失败。在朝外交活动失败对袁世凯晚期的政治行为及其心理起了极大的塑造作用。     

胡瑗的教育思想及实践探析

以往论者论及胡瑗教育思想时,往往习惯地将其与＂苏湖教法＂、＂太学法＂联系起来,似乎都是胡瑗官学实践分不开甚至是相为表里的。本文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即将胡瑗教育思想放到宋初八十年及＂庆历新政＂前后书院发展的大背景中去,突出胡氏教育思想与其书院讲学的关联,特别是突出他与以范仲淹、孙复、石介为代表的睢阳学脉的紧密联系。这就将胡瑗教育、教学思想实践与整个宋初八十年民间私立大学（书院）的实践和＂庆历兴学＂联系起来,显示其既是宋初书院讲学历史的结果又通过＂庆历新政＂之教育革新反过来又促进了书院讲学的发展。     

“女媭”：屈原灵魂的象征符号

关于《离骚》中的＂女媭＂形象,一直众说纷纭,有＂原姊＂、＂侍妾＂、＂使女＂、＂巫女＂等诸说。这些观点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把女媭视为一个真实存在的形象,通过博引旁征来证明＂女媭＂的身份。如从符号学的角度来解读＂女媭＂,将其看做一个凝结诗人情感、表现诗人灵魂的象征＂符号＂,则更能深刻地体会屈原愤激痛苦的情感跌宕和其傲然不屈的灵魂。     

道教与元散曲的虚幻意识

元代道教盛行,对当时的文人创作影响甚大,在元曲特别是散曲作品之中,体现出极为浓厚的虚幻意识。表现在对历史兴亡更替的透视与淡漠,对功名富贵的消解与否定,对避世隐居、学道求仙的追求与向往,以及对纵情声色、及时行乐的认可与肯定等几个方面,反映出了元代的社会环境、文人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     

论“花儿”音乐的美学特征

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多种特色文化的交融形成了不同风格的音乐艺术特色。“花儿”音乐是西北人民的心声,抒情细腻的优美、高亢嘹亮的壮美,优美和壮美二者兼备的刚柔并济之美使不同风格的“花儿”音乐呈现不同的美。本文以“花儿”曲调为例,解析了“花儿”旋律的美学特征。     

《海国图志》的重要思想及其对日本社会的影响

《海国图志》系魏源愤于鸦片战争失败,为了寻求抵抗西方侵略方策而编辑的一部名著,倾注在这部著作中的"师夷"、"制夷"的反侵略思想,集中反映了魏源的爱国主义情怀。这部书传播到日本后,引起日本社会的广泛共鸣,在介绍和传播"西洋情形与一般近代文化"、"关于国际法和立宪政治的知识"以及影响日本维新运动的发展上曾起过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