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语“一丝不挂”源流考

成语是熟语中最重要的一种语言形式,它既是语言的精华,又是别的词所不能替代的。文章借助电子检索系统,以时间为线索,适当采取数据和例证的方法。从形式和意义两方面,对＂一丝不挂＂的演变轨迹进行刻画。纵观唐到清,义项发生明显增减,而且形式演变居多。成语的发展演变是要经历一个渐变的过程。变体形式虽多,但有语序变化、成分替换、成分增减三种方式。主要是因为人们在沿习使用过程中随着语言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与形式相比,意义的定型性更重要。     

“襄阳会”故事的演化与《三国志通俗演义》的艺术超越

本文在揭示＂襄阳会＂故事的史实依据,梳理故事传承积累的过程之后,对元杂剧、元平话作品中的＂襄阳会＂故事作了比较分析,进而论证《三国志通俗演义》对这一传统故事的继承与超越,说明这部长篇小说虽然是＂世代累积型＂的,但它的写定者罗贯中的艺术创新之功值得重视。     

从《平凡的世界》解析路遥受欢迎的原因

著名作家路遥的作品,尤其是他的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至今依然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究其因,一方面是读者对路遥“用生命写作”和“为读者而写”人格的尊崇,另一方面是读者与《平凡的世界》中所蕴合的对苦难的抗争与超越、对道德的呼唤以及对生命意义的追求等精神意蕴产生的强烈共鸣。     

含蓄的爱 隐忍的恨——从《我的兄弟》到《风筝》

鲁迅的《风筝》一文通常被认为反映了封建残余的宗法思想对儿童“精神的虐杀”以及作者强烈的自我反省意识。但是,《风筝》与鲁迅早在1919年发表的文章《我的兄弟》相比不难发现,这两篇文章是对同一素材的书写——都是关于孩提时代破坏小兄弟放风筝的故事。鲁迅对同一主题在几年之内的反复写作,并非偶然,行文之间的细微差别反映出他隐秘的情感,即文章构架的兄弟之情是对现实生活中周氏兄弟翻天覆地的手足关系或多或少的影射。从两篇文章的写作背景及写作内容两个方面剖析,可以从“我”对“小兄弟”的情感变迁窥探到周氏兄弟隐秘的情感变化,从而揭示出鲁迅从“含蓄的爱”到“隐忍的十艮”的曲折心路历程。     

庐剧的地方特色及审美价值初探

庐剧无论在语言、唱腔风格还是表演形式上,都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较高的审美价值。民间艺人一方面通过庐剧诉说黎民百姓的悲苦命运,另一方面也将坚忍、豁达和乐观的性格元素融入了剧作和表演之中,于是庐剧就形成了以寒腔悲调为主,又带有某些幽默诙谐的成分和戏谑性的表演形式。     

相异而相通——陆学与禅学关系管见

对陆九渊心学,不能简单地评断为＂全是禅学＂,也不能认为它与禅学毫无联系。陆学与佛教的禅观之学在理论旨趣、修养风格、理想境界等方面既相异,又相通。     

“酒”意“词”情——易安词的“酒”意象及其成因

李清照作为两宋之交著名的女词人,在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其词作中多处提及＂酒＂这一物象。但面对同样的＂酒＂,词人却写下了表现不同情怀的词作,这跟词人自身的人生经历是有着密切关系的。通过从诗酒文化中＂人＂的境界,来阐释李清照词中＂酒＂意象的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     

珠玑移民故事的演变与良溪的“圣地化”

明代中后期以来,在珠江三角洲地域社会变迁与珠玑移民南迁故事的演绎进程中,良溪地方精英成功运用民间社会广泛认可和实践的文化策略来建构自身的祖先记忆与社区记忆。良溪的“圣地化”,是在充满文化竞争和文化权势博弈的过程中逐步发展、逐步为地域社会所广泛认可的文化创新的典范。     

屠格涅夫和鲁迅知识分子小说比较论

屠格涅夫和鲁迅是两位自觉"以小说参与历史发展"的小说家。屠格涅夫以知识分子题材的创作勾勒了19世纪40至60年代俄罗斯的"社会编年史",鲁迅则以几类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深刻地反思了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历史和民族命运。在艺术手法上,他们也存在着异同。     

孔氏南宗与“鲁郡吾衍”

衢州因有南孔家庙与南渡的孔氏族人而成为宋元之际江南的儒学文化中心,被时人称为"阙里""洙泗""南州之洙泗",南宗族人也被称为"鲁东家"。吾衍是元代的衢州开化人,自小受到南孔文化的影响,有较深的儒家文化情结,出于文化寻根而自称为"鲁郡吾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