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辽东名将李如松

万历时期,边疆危机严重。辽东名将李成梁之子李如松利用自己特殊的社会地位,成长为一名能征惯战的将领。作为军事统帅,万历三大征战,李如松参加了二次,充分说明他的军事才能,并由此奠定了其一代名将的历史地位。     

论李渔戏剧接受与创作理论的辩证思考

接受美学或接受理论是一种将文学研究的视角放在读者一极的文学理论。李渔的戏剧理论作品《闲情偶寄》表现出明显的“观众本位”思想,对戏剧创作者提出了以观众的需要为创作前提、以观众的喜好为审美标准的全新要求,因为他明确认识到观众早已以主动接受的姿态为作家、作品建立了创作标准,作家、作品应当服从于这个标准才能够最大程度地得到观众的认可。同时作家也要积极引导观众的审美水平不断提高,这样便能够在作者与观众间建立起良性循环。李渔所追求的“观众本位”或“观听成宜”,就是通过将接受理论与创作理论相结合的做法得以实现的。     

拟古写真交融奇辞奥旨同辉——韩愈《琴操十首》的审美观照

韩愈的<琴操十首>是我国历代琴操诗的扛鼎之作.它借古鏊今,笞挞现实社会中的佞人专权,表达诗人憧憬圣贤的诉求;它巧妙地化用本事抒怀,展现了诗人的忠君意识、遗弃意识、反省意识和自赎意识相互交织的独特心灵世界;它奇辞与奥旨同辉,生命与意象叠印,以无我凸显自我,从而做到了古今贯通,物我无间,使音乐与诗歌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极大地推动了我国音乐文学的发展.     

从明清志书看韩愈故里及韩愈墓所在地问题——以明清一统志、河南通志为例

关于韩愈故里和韩愈墓所在地的问题,历来都有分歧。通过对明天顺五年《大明一统志》、明成化二十二年《河南总志》、明嘉靖三十七年《河南通志》、清康熙九年《河南通志》、清康熙三十四年《河南通志》、清雍正九年《河南通志》以及清乾隆四十九年《大清一统志》的梳理和分析,我们认为,韩愈是修武人,韩愈故里在修武是毋庸置疑的。至于明成化二十二年《河南总志》、清乾隆四十九年《大清一统志》关于韩愈＂河阳人＂的含糊其辞的记载,缘于明侍郎耿裕成化二十一年《题韩家庄诗碑》的影响以及雍正至乾隆初年翰林五经博士继承权的纷争。但对于韩愈墓在孟县的记载,我们予以尊重,在此存疑。同时,对于历史上修武也有韩愈墓、韩氏祖茔而明清一统志、河南通志未予记载的状况,我们也持存疑的态度。     

袁枚与童钰交谊考辨

章学诚于《书坊刻诗话》中,指袁枚《随园诗话》中所言与画家童钰的生死交谊为诬。然而章氏于袁枚不同,文集中除此之外,绝无提及童钰处;袁枚诗文则有多篇纪念童钰,感情深挚,细节分明,不似章氏于事情多推断、猜测之词。就交往而论,章氏与童钰为同乡,但生平绝少交集,其知童钰,惟赖史家邵晋涵;袁枚戚友多人与童钰交往密切,童钰去世前八年,且有信致袁枚。就性情、志趣论,章氏与自然、诗歌、绘画无缘,经世思想浓重,保守自大;袁、童泽均爱梅、爱诗,性情恬淡、放达,可谓志趣相投。章氏因忌妒敌视袁枚,指袁枚伪造故实,实则是他自己昧于事实而妄言。章氏力倡“史德”之说,此处可谓背道而驰。     

略论李渔戏剧的美学追求

"好看"和"耐看"是李渔戏剧的重要特色,也是其戏剧的美学追求.李渔戏剧的"好看",表现在角色丰富、情节曲折、故事奇特、语言俳谐等多个方面,具有浓郁的趣味性、娱乐性;李渔戏剧的"耐看",表现为立意具有新颖性、厚重性特点,能将人生真知灼见和生活智慧贯穿于剧作之中,给人以极大的启发性."好看"、"耐看"的戏剧理念,在中国戏剧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它不仅为清初李渔赢得了丰厚的物质回报和广泛的社会赞誉,也为今人树立了可资借鉴的艺术标尺,提供了宝贵的艺术经验.     

以韩愈为例论我国古代论辩文的几种文体

论辩文是一种论证事理、阐明主张的文体。前人根据论辩的方式,将论辩划分出论、辩、说、议、原、解(释)等体式。这在西方和现代的论辩文中是见不到的,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散文中的特产。以韩愈散文为例,我们可以领略论辩文的几种别致的体式。     

李渔养生思想与杨朱哲学

李渔养生学说与杨朱学派养生思想在一些基本原则上具有相似性。李渔对古代养生思想作了大幅度的扬弃与整合,形成了一个以道家化的杨朱学派的养生思想为主、杂取儒道养生合理成分和后世养生精华的驳杂的混合体。     

《剑经》的哲学思想及其历史作用

文章通过概述抗倭名将俞大猷及其经典名著《剑经》,论述了《剑经》在中华武术史上的作用,并总结了它的哲学思想及其应用,为现代的搏击格斗运动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借鉴。     

"以心为乐":李渔的养生美学观

李渔把“以心为乐”作为他养生的美学观,这既是李渔人生观的一种表现,又是他修心养性的方法。“以心为乐”的养生美学观中,包含着中国文化中许多传统的哲学思想,李渔既延承着前人的思想,又融会贯通,将自己的生活经验掺和其中,因此形成了他独特的养生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