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与佛教关系的再思考

本文通过对唐代世风及柳宗元一生活动的考察，认为柳宗元与佛教徒交往，替他们撰写各种文字，都是带有非常明显的世俗功利目的的，是求自闻、求自适、助教化，而并非仅痴述佛教教义、仪式，柳宗元好佛的目的主要是用佛。     

九十年代的田园牧歌--刘庆邦柔美小说论

该文通过对刘庆邦的柔美小说文本的分析，揭示出刘庆邦的柔美小说在对中国田园牧歌型抒情小说风俗民情的描绘，田园牧歌情调的营造，人性美的讴歌的承续上，又表现出追求情趣美、趣味化等新特点。并结合作家个性和时代潮流对这种新变作出了分析，指出刘庆邦的情爱小说是中国田园牧歌型抒情小说在商品化大潮冲击下继承传统的同时而主动作出的调适：由雅向俗，从高品位的审美趣味的追求转向世俗化、大众化趣味的迎合。     

刘铭传与台湾铁路近代化

刘铭传从御侮图强的目的出发,力主修筑台湾铁路,妥善解决资金短缺和技术力量不足的难题.台湾铁路的兴筑,便利了台湾的交通,促进了台湾的开发,传播了近代化观念.刘铭传在台湾近代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彦和弃陶蠡测

《文心雕龙》为何不论陶渊明?从接受途径看,陶作当时影响不如后世深远;在"原道、征圣、宗经"原则和辞采、用典、声律等方面,陶作不契合刘勰的批评标准;陶作不能反映一时或一代风貌,不符合刘勰的创作意图。     

论刘熙载“文为心学”文艺思想的崇心倾向

刘熙载把文艺看作是一门“心学”,他的所有关于文艺的具体看法都“拱向注射”于这个根本观点.“文为心学”思想包含了他对文艺本质,创作主体,其他创作规律等根本问题的深刻看法,可以说是对中国传统文艺思想的一个高度概括.从“以日喻心”、“物我摩荡”和“诗为天人之合”三个视角可以探得刘熙载的崇心倾向.     

刘大櫆与徽州文人交游述略

晚年刘大櫆为生活所迫,跋涉徽州。在徽州期间与徽州文人孙维龙、程瑶田、方矩、汪梧凤、吴定、金榜、郑牧、汪肇龙等交游,相互探讨写诗、作文,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或师徒情谊。文章通过刘大櫆在徽州的经历,进一步阐释刘大櫆的古文观,从而阐明刘大櫆古文观在徽州地区的影响。     

逸游与修身——柳永与朱熹旅游思想之比较

柳永和朱熹是两种截然不同旅游思想的代表。柳永作为一个不受封建礼法所羁的北漂族,科场失意,寄情于城市人情风物,游仕于大江南北,追逐世俗的游乐,寻找人性的本真,形成了自然无羁的逸游思想。而朱熹在旅游中执著于山水之乐,认为旅游不只是精神港湾,更是修身之要,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山水比德思想,悟真道于山水,于悠游中探索宇宙万物的规律,成就了理学的最高境界。     

东风遍阅百般香,一种诗名四海传——柳晟俊先生学术评传

柳晟俊先生是国际知名的汉学家,其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王维诗与唐代文学研究、传统诗话研究、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这些研究代表了当今韩国汉学研究之水平.幼年良好的汉学家庭教育、倾心著书立说、广泛的学术交流、积极推动中韩文化交往等使柳晟俊先生在中韩两国乃至国际汉学界拥有崇高的声誉.     

休屠、屠各和刘渊族姓

有学者认为,匈奴屠各来自休屠王部,身为屠各的刘渊应为休屠王部的后裔,他的南匈奴单于嫡裔身世系假托。考查历史资料,可知,西汉武帝时浑邪王部与休屠王部降汉,汉在缘边五郡故塞外置属国安置之。休屠王部部众被称为休屠,主要分布在凉、秦二州。十六国时期,有的休屠人已经发展为当地的大族。而屠各或异译为“休屠各”、“休著各”、“休著屠各”,可以混用。但是,休屠与屠各及其异译绝不混用。由于南匈奴单于与部众之间的矛盾长期积聚和不断激化,酿成中平五年南匈奴的事变,作为南匈奴“国人”,屠各在事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屠各种是匈奴占统治地位的部落,包括匈奴单于挛鞮氏及呼延、卜、兰、乔所谓“四姓”。《晋书.北狄匈奴传》关于“屠各最豪贵,故得为单于”的记载无可怀疑。屠各刘渊本是南匈奴单于嫡裔,绝非假托。南匈奴五部都以屠各刘氏为部帅,故五部匈奴都称为屠各,这不是所谓屠各之称的泛化。     

“务去陈言”与“归本大中”——论韩柳古文“明道”方式的差异

韩愈与柳宗元古文的“明道”方式存在明显差异,韩文追求以不落陈俗、特立无匹的精神艺术个性来发明儒道,其所标举的“陈言务去”,并非仅仅体现于语言的创新,而是反映了其古文创作追求鲜明艺术个性的基本旨趣;柳宗元的古文并不刻意追求自异于众的艺术个性,而是以兼容众长、归本大中的旨趣发明儒道。“明道”方式的差异使韩柳在如何学习前代艺术,如何对待骈俪之文等问题上,表现出不同的态度。韩柳的分歧源于其“道”论的差异,韩愈着力从开启主体道德自觉与智慧的角度发明儒道,他深刻地继承了孔子仁学注重主体之开启的理论追求,柳宗元则更多地关注对儒道之普遍性原则的探索。明道方式的差异在韩柳的古文艺术中有丰富的呈现,韩文善于以丰富的情事和生动独创的语言与艺术手法发明儒家的人伦之道,较少在义理上探幽入微;柳文则更富于思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