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四声韵》题名考

《古文四声韵》是夏竦于北宋庆历四年(1044)完成的一本传抄古文字书,在出土文献及古文字研究蓬勃发展的今天,此书的价值日益彰显。然而,学界对此书的真正题名却存有争议,文章通过版本学、目录学以及文献学等知识,考证此书原名为《新集古文四声韵》,《古文四声韵》只是古今学者的一种习惯性简称。同时,文章也对前人未有涉及的定名原因进行探讨。     

李渔的游历与诗文创作

李渔主要生活在吴越之地,吴越优美的自然风光、富庶的经济催生着各种文化;再加上中年时期的李渔四处游历,主要经历了大西北之行、粤闽之行和汉阳、京师之行,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因而造就了李渔独特的人生轨迹,更为我们带来了大量独具特色的旅游文学作品。     

论李渔的园林美学思想

李渔的园林美学特别讲不拘成见、出自己裁即独创性和艺术个性,特别重视艺术意境和韵味,特别提倡虚实结合、时空浑然一体。而窗子、栏干和墙壁的疏通和隔离,则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造成奇特的美感效果。借景是中国园林艺术中创造艺术空间、扩大艺术空间的一种精深思维方式和绝妙美学手段,李渔对此也作了深刻阐发。《闲情偶寄》是中国古典园林美学的一部标志性著作。中华民族园林美学的许多重要思想,都可以在《闲情偶寄》中找到精彩论述。     

谈“任侠”——和余英时先生商榷

针对余英时先生《侠与中国文化》一文的不足与不确处,提出四点,加以补充与纠正：（1）追溯“任侠”的起源、“儒侠”的起源及“儒侠”的形成;（2）论析谭嗣同对“任侠”的理论阐述;（3）“任侠”之风并未在西汉中期后消失;（4）明、清时期对“任侠”认识的深化。     

李商隐七律浅探

本文通过分析李商隐七律的三个突出特点,试图说明李商隐七律的艺术成就。首先,意象的错综。李商隐的七律,在意象的使用上,比前人进了一步。义山诗中的意象是用心制造和安排的,且喜用非现实之物,来表现哀伤幽眇的情思。其次,章法的变化。李商隐的七律,精彩处常在于发端和结尾。有的善于学习老杜七律的章法;有的独具自己的特色.再次,对仗的精工与灵活。李商隐的七律既有大量的工对,也有很多灵活的对仗,更多时候能做到了精工和灵活的统一。     

李商隐与济慈诗歌艺术之比较

第一 ,李商隐和济慈在诗中都多用“清词丽句” ,其诗歌所传达之意境悠远清扬 ;第二 ,两人都在诗中采用赋、比、兴手法 ,托物言志 ,借诗抒情 ;第三 ,两位诗人在其诗歌中多用典故 ,且用得贴切精妙 ,不仅生动地传达出了诗歌所要表达的内容 ,还能给读者留下一种无尽的回味。     

巨鸟的寓言——从李白塑造的大鹏形象看诗人的天才现象

李白一生写过三首以大鹏为题材的诗。《临终歌》表白的是他的死亡哲学,即钟爱坦率、乐观、超脱的死亡态度。诗歌显示了他对终极现象的思考高度。《上李邕》则表现了诗人作为交游高手的特有的心态,反映了青年李白优良的心理承受能力,展示了诗人积极的生存活力,也是李白情商学和交际学方面行为能力高强的佐证。《大鹏赋》是李白的少年之作,本赋不仅是李白少年意志的折射,也充分阐释了他高超的判断力和勇于扩张生存地域的非凡气质。大赋突现了李白的基本的性格,是诗人卓越胆商的象征。李白在中国诗史上的巨大成就当然是其优越智商的产物,而其超绝的胆商和情商也占据了他诗歌创作过程的基础性和主导性地位。正是李白高超的判断力,勇敢的探险精神,高蹈天下、纵横四海的生存方式,为他高水平的诗歌创作奠定了重要的生活基础。三种大鹏,不仅表述了李白智商学、情商学与胆商学三方面的精神维度,其现代性也值得今人探究。     

从大鹏形象看庄子与李白对生命境界的追求

庄子、李白所塑造的大鹏形象，体现了他们共同的精神内涵：对远大理想的追求；自由精神；通观精神。庄子、李白所追求理想的不同，形成了他们不同的个性特点，这从大鹏形象的活动方式、活动空间和审美特质三个方面得到阐释。大鹏形象实际上象征庄子、李白对生命境界的追求。     

李杜与中原文化——兼论李杜异同之地域文化原因

中原文化的概念。中原文化与中华文化、河洛文化之关系。中原文化之特点:承传的正统性、崇实性、先导性、兼容性、辐射性。从杜甫的家世及青少年时期的经历看,他是在中原文化的熏陶下成长的。李白与杜甫的相同是因为都受到中华文化之哺育,都是受盛唐时代风气的熏陶,都博采了各地域文化之精华。李白、杜甫在思想、性格和创作风格上的不同,主要是因为家庭环境不同,青少年时期所受地域文化之影响不同,李白主要是受巴蜀文化之影响;杜甫主要是受中原文化之影响。     

从四六到骈文--论骈文的名称演进与文体辨析

骈文名称在清代出现了从“四六”到“骈文”的演进,这种演进结果在民国时期得到定型。伴随着名称演进的是对四六与骈文的辨析。“骈文”取代“四六”,辨析四六与骈文,是骈文尊体思想在正名与辨体两方面的体现。骈文发展演变的阶段性与名称的演进相吻合,这为辨析四六与骈文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清代、民国文论家主要从三方面来辨析四六与骈文：1)从创作领域来辨析,认为四六局限于世俗应用应酬,而骈文则突破了这个藩篱;2)从行文句式来辨析,认为四六不仅是四六行文,而且全篇对偶,而骈文则相对自由;3)从审美效果来辨析,认为四六“无复作家风韵”,而骈文则富有文学色彩。名称的演进与对四六骈文的辨析,明确了骈文文体意识,提升了骈文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