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重阳词中的菊意象

两宋社会多姿多彩的民俗节日促成了节序词的繁荣,其中重阳词就是最重要的节序词之一。重阳词里出现了数量众多的菊花意象,这些菊花意象具有丰富的文化意蕴,一瓣菊香,向我们展示着两宋社会丰富的民俗心理、民俗生活画卷。     

诗词文体风格辨析

中国古代诗歌的文体风格是庄重典雅,而词的风格则是柔婉妩媚.形成诗词文体风格不同的原因,一是诗词文体功能、价值取向的不同;二是诗词角色意识的不同.     

论孙光宪对花间词题材的开拓

花间词因其“应歇”和“娱人”的功能，使其题材狭窄，因而，拓展词的题材是决定词能否向纵深发展的重要因素。孙光宪在花间词人中之所以引人注目，就在于他能大胆的尝试新的题材，有效地拓展了词的疆域，为后来词的发展以潜在的积极影响。     

阴性荒凉——论张爱玲笔下的爱情

张爱玲的一口古井,古井无波,越淘越有文章。从她的生平入手,结合她的系列作品可＂淘出＂她笔下阴性荒凉的爱情。就张爱玲的爱情现象进行比较分析,也就探索研究出了张爱玲笔下的阴性荒凉爱情的原因。     

艰苦探索 锐意求新——评《中国新诗发展史》

刘扬烈先生的《中国新诗发展史》深入论述了自新诗初创至20世纪末新诗发展的历史轨迹。该作广采博收，自成体系，紧扣新诗演变的内在规律，科学地论证了它的必然趋势，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允的原则，惟实惟真，对众多流派和著名诗人作出了有见地的评价。     

无穷的魅力和些微的瑕斑——关于毛泽东诗词的再认识

到目前为止 ,对毛泽东诗词的研究存在着一个偏向和两个不足 ,一个偏向是尽为褒词 ,个个都“欲与天公试比高”。两个不足是对文本的具体而深入的分析十分不够 ,如《菩萨蛮·大柏地》在色彩之调动和构图之布局上的成就 ,数部主要析释著作 ,均未作艺术探赏 ;而作品的不足之处上述专著也只字未提。毛泽东诗词研究应在这些方面进行必要的补课。     

论史容与史季温及其山谷诗集注

宋代诗人黄庭坚之诗有著名的三家注,达到的学术水平甚高。南宋蜀中学者史容和其孙史季温完成《山谷外集诗注》和《山谷别集诗注》。我们简略考述史容和史季温的生平仕历、创作及事迹,探究注释的特点和优长,发现采用任渊的体例,除注释字面的词语、事典和语句出处外,还进行编年考证、解题,寻绎诗人之旨,是难能可贵的,共同成就了三家注的学术水平。     

《全金元词·订补附记·补词》订补

唐圭璋先生所纂《全金元词》,为当代治词学者案头必备之要籍。惜乎此书于八十年代前夕出版时,唐先生年事已高,无力再任校订之役,遂使全书留下了诸多遗憾。2000年10月,中华书局第4次印刷了《全金元词》,书后附有唐棣棣、卢德宏二先生的“订补附记”。它汇集了近20年来众学者的研究成果,分八项对原书进行了全面的补茸,实有功于词学。“订补附记”中最后一项是“补词”,新增补词作96首。作者就此96首新补之词,先覆核其所引原书,而后又做了初步的校订。现分标点和校勘、误辑和漏辑、词人小传考辨三个部分略作梳理。     

从诗序看苏轼对“以文为诗”的发展

苏轼的诗歌中有一百二十多首有序言,其诗序的实质就是直接以“文”的形式作为“诗”的一部分,就是“以文为诗”。苏轼的诗序内容丰富、具有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同时,诗序与诗歌正文在内容、用韵、意蕴、风格方面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只有在诗歌整体中,超越诗序与诗歌正文的内容意义与审美风格才会呈现出来,诗序只有在诗歌整体中才能实现其价值与功用的最大化。“文”成为“诗”中不可分割的有机体,苏轼就这样以诗序的形式对“以文为诗”作出了发展。而苏轼笔下的诗序之所以有如此风貌,既根源于宋代的文化思潮,也是苏轼精神主体之彰显、内在素质自然流露的结果。     

人生失路行将何之——阮籍《咏怀诗》八十与屈原《悲回风》之比较

阮籍《咏怀诗》第八十首和《悲回风》一样,是诗人的绝命诗。其从诗歌营造的肃杀悲凉的意境氛围、诗人对时间意识的自觉和生命价值的探寻及卓而不群、风神潇洒的“佳人”形象三个方面袭取屈原《悲回风》旨意,表达诗人人生失路、不知行将何之的惶惧和对个体生命价值的重新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