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来的艾青与新时期的诗歌伦理

艾青亲身经历的国家的不幸和个人的苦难，他所保留的诗人的良知，他所意识到的诗人的职责，决定了他归来后的诗歌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思辨色彩。当下，距艾青所处的拨乱反正的时代已过去了30年。许多年轻人读到（《在浪尖坳等诗作中的落实政策的呼唤，已很难再激起如当年读者那样强烈的共鸣。这在让我们为艾青新时期的诗歌创作未能超越他20世纪30年代曾达到的高度感到惋惜的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如何把伦理的内涵通过诗的审美评价表现出来，把美与善统一起来，从而构建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的诗歌伦理。     

艾青的警戒与中国新诗的隐忧——重新审视艾青在“朦胧诗论争”中的姿态

艾青在"朦胧诗论争"中的姿态可以从几个方面加以解读。这里有人事关系的某些误会,也存在着诗学趣味某种的分别。不过,从更深的角度分析,艾青的批评又主要是基于一种历史的观察,或者说是出于对中国诗歌曾经有过的创作问题的觉悟。艾青的诗歌观念中包含了自己独特的关于中国新诗"形态"的理想,正是从这一理想形态出发,他对新时期诗歌的发展充满了预见性的隐忧,其诗学价值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国外学者关于延安时期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观点评析

延安时期是中共党史上极其重要的时期,国外学者对这一时期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的问题主要集中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及其与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关系,延安整风的目的、方法及与大跃进的关系问题,毛泽东领袖地位的确立等问题。他们在这些问题上分别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而且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但是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他们研究的缺陷。从正反两方面吸取经验教训,实事求是地分析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这对于我们加强对延安时期的研究大有裨益。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基础的扩展——关于普遍性与特殊性之辩证关系认识的深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中国思想界与理论界在三个方面扩展了对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理解:一是在普遍性与特殊性孰轻孰重的问题上,与西方传统知识观偏重普遍性不同,强调了特殊性的地位;二是在从普遍到特殊,即普遍原则的运用问题上,批判了机械(教条)的运用方式,肯定了启发式(创造性)的运用方式;三是在从特殊到普遍的问题上,弱化了类型(本质)的普遍性,强调了范例的普遍性及建构的普遍性。这三个方面的扩展,在一定程度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扫清了理论障碍,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拓展了空间。     

延安时期中共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探索论析

延安时期,在内外条件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共产党深入探索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的内涵、实质、原则、路径以及标准等内容,同时梳理并探讨了该理论发展的历史特点。     

马克思哲学中实践范畴的辨析

马克思哲学中的实践范畴是马克思整个思想的逻辑起点。马克思将生产劳动界定为基本性的自由自觉性的实践活动,从而将自己的思想与传统的理性主义区别开来,并且在此基础上,与实证主义思潮与非理性主义思潮区别开来。通过对马克思哲学中实践范畴的辨析,可以把握到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特点,并在此基础之上,充分理解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如何能够更好地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现实性功能。     

陈翰笙与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农业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农业经济学是民国时期中国农业经济学发展的重要一支,它的建立为近代不断破败的农村经济找到了正确的出路,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社会革命的理论基石。陈翰笙作为马克思主义农业经济学的先驱,他在民国时期进行了大量农村调查与研究,为此学科培养了一批人才,创建了正确的科学方法论与理论核心。     

新时期成人学历教育发展自我审思

简要分析了新时期成人学历教育发展面临的挑战及其产生的原因,在审视学历教育机构自身的基础上,针对成人学历教育的种种问题,从理念重塑、质量建设、特色创设、合作开放四个方面,对学历教育办学机构在新时期的发展进行探讨。     

解读马克思主义幸福观

幸福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是人类生活与奋斗的毕生追求。与资产阶级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的幸福观不同,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是科学的、实践的、大众的幸福观。马克思主义幸福观认为幸福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统一,是享受与劳动的统一,是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的统一。     

社会转型期弘扬焦裕禄精神的着力点

在中国共产党80多年革命、建设和改革改革开放的历程中,产生了种种精神范式并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当前,中国正处于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大力弘扬这些精神范式,以此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确实是时代的呼唤和人民的期盼。因此,如何寻求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方式和路径来弘扬其精神就显得尤为必要。本文尝试着以焦裕禄精神为个案,从把握其原生性、先进性、科学性、实践性和创造性来探索弘扬这些精神范式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