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赣商文化与进一步推进江西全民创业研究

文章在分析赣商及其商业文化的基础上,全面把握江西全民创业的总体态势,深入剖析存在的主要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进一步推进江西全民创业的对策建议。     

"夏洛克"的道德观

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对夏洛克的描写，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也包含基督教对犹太教的偏见和歧视，很有可能导致我国读者通过对夏洛克这一人物的认识产生犹太人凶狠、阴险、狡猾的印象。因此，重新认识夏洛克有着积极的意义。     

晚清时期私家刻书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以晋商家刻为中心的考察

以晚清时期晋商家刻为分析个案,探讨商人群体参与私家刻书的影响因素和历史背景,有助于深化清代刻书史和晋商文化等学术课题的研究。研究认为,三晋刻书传统、晋商藏书以及著述成为他们参与私家刻书的文化要素,雄厚的经济资本、出版技术的变迁以及由晋商子弟组成的编辑人才力量,则从物质、技术和人才等角度为晋商私家刻书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晚清时期晋商投身私家刻书实践,有助于传播三晋乡邦文献、构建地域文化及重塑晋商群体社会形象。     

论明清盐商子弟科举考试中的商籍管理

商籍设立于明末,清承明制,并普及到全国各大盐场。明清商籍设立之初衷为方便远在他乡的盐商子弟参加科举应试,确保他们的科举权利。但因商籍设立与盐业资本之间的密切关系,商籍管理事实上赋予了盐商子弟一种科举特权。这样,商籍制度从设立伊始便具有二重属性:一为科举公平,一为政治交易。商籍管理的特权性质造成清代不断有人假冒商籍参加科举考试。为此,清政府逐步完善了商籍管理的各项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科举考试的正常秩序。     

儒商与儒家精神——以徽商为例

近年来关于儒商问题探讨的文章不少,主要集中在何谓儒商,儒商的标准是什么,关于这些问题,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儒商是个宽泛的概念,很难用固定词语来表达它确切的含义。儒商精神的范畴是和儒家伦理主旨是一致的,可以说"仁"是儒商精神的内核;"义"是其社会关怀;"礼"是其行为之矩;"智"是其制胜之方;"信"是其发展之基。徽商向来以"贾而好儒"著称,以此为例,可以更明确儒商概念。     

李鸿章与轮船招商局

轮船招商局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个官督商办性质的民用企业,在其创办与运营过程中,直隶总督李鸿章不但具有积极倡导、给予资金支持、奏请经营特权、在外交方面予以保护等维持之功,而且对其经营模式影响至大。李鸿章规定该局＂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基本上采取的是官方不介入,少干涉的态度。尽管1880年以后,李鸿章多次强调需加强对轮船招商局的监管与控制,清政府对该局的盘剥与压抑也是严重的,但总体说来,李鸿章在轮船招商局的创办及其经营模式的确立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功大于过。     

清代徽商资本诸问题探析——以《徽州文书》第一辑为依据

安徽大学徼学研究中心整理了一批新发现的徽州文书,为徽学研究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以这些新资料为基础,结合其他史料,对清代徽商资本的积累、管理、纠纷处理以及资本重组等进行实证分析,可为传统观点提供补证,得出新的结论.<徽州文书>的出版为徽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可靠资料.     

论徽商精神价值取向的现实意 义

徽商精神的价值取向主要表现在“尊儒重德”、“诚信重义”、“崇文重教”、“吃苦耐劳”等方面,徽商精神的价值取向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现代企业经营管理、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论徽商崛起的法文化因素

在“重农抑商”的政策下,徽商却能够异军突起,成为明清十大商帮的领军人物。历史学界和经济史学界都对徽商缘何兴起的原因进行深入的研究,拟从法律社会史学的视角,对徽商崛起的法文化因素进行新诠释。     

论秦晋商人在近代广西市场中的作用———以《重修秦晋书院碑记》为透视点简

乾嘉年间,山陕商人在广西南宁建立会馆,并以此为依托进行商业活动。几经起伏,至民国时期,该会馆在广西银行总经理范椿年等人的主持下重修。《重修秦晋书院碑记》不仅展现了山陕商人在广西的发展历程,也是体现其在近代广西市场中作用的一个实物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