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唐书《杜甫传》看杜甫诗学地位的变化

杜甫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集大成的诗人,他的诗对后世影响巨大,被后人尊为“诗圣”。他的诗歌被接受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而宋代则是一个关键时期。他的诗在唐末五代已颇有影响,到宋代则形成了一个学杜的高潮。通过《旧唐书.杜甫传》和《新唐书.杜甫传》的比较,可以看出杜甫诗歌接受从唐末五代到宋代的变化过程。     

从期待视野看严复翻译的《天演论》

姚斯的＂期待视野＂理论对翻译的启示是,为了使读者接受自己的译本,译者在翻译中必须关照读者的期待视野。基于对晚清时势下读者特定期待视野的关照,严复在将Evolution and Ethics翻译成《天演论》时,通过改写、删削、省略、增加等方式,强化了译本对当时中国读者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怀的呼唤。因此,严复的译本激发了当时读者的积极响应,成为和读者期待视野近乎完美融合的典范之作。     

方回“晚唐体”观再审视——兼疑钱钟书先生的“融合两派”说

钱钟书先生于《谈艺录》一书中提出了＂虚谷欲融合两派,统定一尊＂的观点,此观点主要基于方回《瀛奎律髓》中＂学老杜自贾岛入＂一说。文章认为,方回对四灵诗派奉为＂二灵＂的姚合、贾岛评价有异,贾岛在方回的诗学理论体系当中有着特殊的位置。据＂学老杜自贾岛入＂推断方回欲融合江西诗派与晚唐体诗派,此论有待商榷。     

唐代镜赋论

唐赋创作繁荣,近些年来,对唐赋的研究渐渐升温,但对器用物品入赋的现象较少关注。唐代镜赋创作数量多,质量高,内容丰富、主旨取向、艺术手法都有开拓和进展,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文化意义。唐代镜赋的主旨主要为：赞颂君主之仁德;歌颂君子之美德;抒发赋家＂自我＂之情思。在艺术上的独特之处为：风格的雅正;＂体物＂的回归;视野的阔大;对比烘托的手法、双起双收的结构。儒家视镜为正德修身的象征,道家视镜为＂道＂的体现者,道教更视镜为神异的宝器,镜赋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文化观念、社会风俗及制造工艺。     

试析杜甫现实主义“骨”诗中的仁爱情怀

杜甫作为典型的儒家知识分子,其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爱国主义精神、忧国忧民的思想,永不衰退的政治热情。以饥寒之身而怀济世之心,尤以其＂骨＂诗的精神尤为突出,其对仁爱做出的生动而深刻的诠释引起了后人极大的心灵震撼。     

从《文选·赋》“物色”类看先唐物色赋的结构类型——《文选·赋》“物色”类研究之五

从物我关系的不同处理方式考察,《文选.赋》"物色"类所录作品与先唐其他物色赋的艺术结构类型大体有以主观意绪结构全篇和以对象的空间布局结构全篇两种。《文选.赋》"物色"类所录作品全为以主观意绪结构全篇,部分先唐物色赋以对象的空间布局来结构全篇。从艺术审美的角度言,以对象的空间布局结构全篇的物色赋,缺乏激动人心的感情力量,并不是成功的作品;而以主观意绪结构全篇的物色赋,则具有永恒的艺术生命力。《文选.赋》"物色"类所录全为以主观意绪结构全篇的作品,充分说明了萧统不一般的艺术眼光。     

不学博依,不能安诗——论古典诗文创作中的博依技法

不学博依,不能安诗.博依是诗歌创作的一种技法,它可溯源到先秦诗文理论家所谈论和使用的言说及表达方式:比物丑类.它与<诗经>的表现手法赋比兴有着密切关联.博依在诗文创作中广泛使用,会使诗文文义被遮蔽,但是诗文创作中又不能缺少博依手法,它能形象化地表情达意.     

试论颜之推《观我生赋》的夷夏之辨兼谈其抒情艺术

颜之推《观我生赋》具有鲜明的夷夏之辨,反映出南北朝后期民族间政治与文化的碰撞。贬夷表现为对北朝鲜卑族文化落后、人心狭隘的不满,尊夏表现为对南朝故国、文化的无比留恋。作品表达亡国之辱,抒情低回、吞咽而重节制;抒发人生困顿则委婉、深沉、坦诚。     

词序：山水小品在宋代文学中的归宿

山水是中国文学的传统题材之一,但在宋代正统散文中却不易找到以此为题材的作品。然而宋代词序中却有不少可以山水小品视之,成为山水小品这种源远流长的文学形式在宋代文学中的归宿之一。之所以如此,与词序是一种非独立的文体不无关系,通过分析以姜夔与周密为代表的山水词序便可得以印证。     

朝鲜诗人丁若镛“三吏”与杜甫“三吏”之比较研究

朝鲜诗人丁若镛的“三吏”《龙山吏》、《波池吏》、《海南吏》是受中国唐代大诗人杜甫的“三吏”（《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启发、影响而作。两组“三吏”在诗歌题材、体裁、韵脚、表达方式和情感基调等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由于中朝两位诗人所生活的时代和各自文学素养的不同,使得他们的诗歌创作各有特色,瑕瑜互见。总的来说,尽管在整体艺术成就上丁诗稍逊于杜诗,但他的“三吏”还算是一组比较成功的仿杜诗作,这是诗人自觉学习汉文学并有所创新的结果,堪称是中朝诗歌交流史上的一个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