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比兴”与象征关系辨正——现代诗学视野中的“赋比兴”研究之二

"赋比兴"是诗歌意象的结构方式,表示的是诗歌意象各组成部分的构成关系;象征是象征意义的表现方式,表示的是诗歌意象与象征意义的显示关系。就总体结构而言,"赋比兴"沿水平方向结构意象,意象呈现为横向结构特征;象征以暗示的方式显示意义,既具有意象的横向结构,又具有象意的纵向结构,二者为不同层面的问题。"赋比兴"本身并不存在是或不是象征的问题,象征与是否用"比兴"没有直接的必然的关系;但就"赋比兴"意象构成而言,却存在着是否便于表现象征意义的区别。"比兴"的意象构成方式决定了其喻本和应句的中心地位,这种侧重使得"比兴"在表现开放性的象征意义时受到较多的制约,从而增加了象征意义附加的难度;"赋"体意象相对平衡,直接以其整体性意象表现意义,象征意义的附加相对容易,更易于被重述而获得象征性。     

《文选》与三世纪文学

文章重点考量《文选》对研究三世纪文学的指导性和局限性。通过比较《文选》以及同时代的文学批评论著,可以看出,在界定作家范围上,《文选》的指导意义是积极的。但是《文选》对魏晋大量涌现的咏物赋的忽视又显现了它在界定文体和代表作品上的局限性。     

对周馥家族的考察

周馥、周学熙都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实业救国",在中国近代化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有其局限性。周叔弢已进步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周家这150年的历史,是中国社会发展史的典型实例,很值得研究。     

《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献疑》之献疑——也说《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评价问题

《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献疑》一文,对《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作出了与传统解读大相径庭的评价,其对《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作出批评的各方面,几近涵盖了学界从反面视角批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时立足的全部角度。首先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结合"文学批评论"的相关理论,对《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献疑》一文中诸多理据提出质疑,而后从《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文本出发,立足于文本的外部形式和文本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两个角度,力图多层次、多角度地对《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作出客观评价。     

是咒还是诗？——读洛夫《大悲咒》兼谈元语言理论与诗歌阐释

《大悲咒》全诗竭力写“大悲”,诗情的着力点却在漂泊,诗中的抒情主体为天涯浪迹者,欲与禅的纠葛是其形而上的呈现.漂泊天涯者,思乡又超脱于乡,其间多味杂陈,无限纠葛,此一悖论可谓《大悲咒》乃至洛夫诗歌之头条悖论.禅与诗的元语言交融,促成诗歌“无理而妙”的艺术效果;诗、禅与现实世界的元语言冲突,带来阅读的晦涩感.较低层次的晦涩,因“用钥匙砍柴,用斧头开门”的元语言误用而起,一般可以解决和避免;较高层次的晦涩,则为漩涡状态的复义,实乃诗歌的绝妙艺术.     

徽州古戏台聚福堂建筑形制分析

由现存的11座徽州古戏台共同构成的"祁门古戏台群"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聚福堂就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聚福堂古戏台继承了祁门古戏台"祠内戏台"的典型建筑布局形式,属于活动式戏台,其在建筑形制上更是继承了徽派建筑形制特点。由聚福堂古戏台建筑布局形式入手,分析了古戏台的建筑形制特点及其典型价值特征,探讨了徽州古戏台的保护思路。     

杜甫选择秦州寓居的体质原因

杜甫于肃宗乾元二年七月携眷来到秦州。诗人选择秦州寓居的原因,除投亲靠友外,尚与自己的体质有关。杜甫属于畏热体质,他要选择一个比较凉爽的地方作为落脚之处,以使自己的畏热体质能够适应当地的气候环境。而秦州气候凉爽,因而成为杜甫西行的首选之地。     

浅谈《陌上桑》及其影响

《陌上桑》是汉代乐府诗中一首著名的叙事诗。它继承并发展了前人的艺术成就,并且其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为历代诗人所效仿,并被其它艺术形式所借鉴。文章着重分析《陌上桑》侧面烘托和直接描写相结合的这种写作手法,对后代诗歌创作的影响。     

杜甫的"陇道难"与李白的《蜀道难》之比较

杜甫的“陇道难”诗共计十六首。这十六首诗记述了杜甫从陇入蜀的一段行程,与李白的名篇《蜀道难》诗的从秦入蜀的行程有交叉之处,因而有可比点。对杜甫的“陇道难”组诗与李白的《蜀道难》诗进行比较,以期探究杜诗与李诗在心理背景、表现手法及风格特色诸方面的不同。     

偏差的航向——中国新文学大师的贡献和误导

贡献:文言和白话方面做的破立工作。误导:文白对立,否定古典,反对用典和对仗,更全面贬低中国语言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