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苏浙农村经济与徽商的活动

明清两代,苏浙农村经济存在“口粮缺乏”和“家庭副业的维持”两大问题。本文拟从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出发,探讨徽商在问题解决中的活动与作用,并对其作用作出客观评价。     

明代对邪教的法律惩治

法律控制是明代打击邪教犯罪的重要手段之一。在明朝国家大典《大明律》及修订的条例的"礼律"、"刑律"等篇目中,有着惩治邪教的多款法律规范。而且,明代皇帝还通过颁发敕令、谕旨等特别规范,加重对邪教的打击力度。从而形成了以《大明律》为基础,各种法律形式加以补充、完善的关于惩治邪教的严密的法律网络。     

明中后期贬谪官宦与广西文化

明中后期,王学动摇了程朱理学的禁锢,使得言路放宽,朝廷内部分门立派,党争日烈。由于明代的官制,言官成为党争中首当其冲的牺牲品。贬谪广西的官宦多数因谏言被贬,而忧国忧民,敢于斗争的品格,使他们普遍得到后世史官的高度颂扬,为广西文化事业所做的贡献也使他们青史留名。     

死节:明清之际江南女性的抉择及其原因分析

明清之际的战乱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动荡,给江南社会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女性的生存状况急剧恶化。面对这种灾难,江南女性以殉节表明自己的人生抉择。通过对明清之际江南社会环境的恶化、明代贞节观的强化以及江南地区女性的特殊性等方面对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对妇女殉节这一社会现象背后的文化涵义进行探讨。     

论废名小说的反现代性与现代性

现代性是一个相当庞杂和宽泛的概念,它面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某些作家的时候,也会出现尴尬失语的处境,如废名、沈从文等。因为,从这类作家创作中所体现出的精神向度及思想倾向是反现代性的,而在审美上又是极具现代性的。因此,就现代性而言,废名的小说创作可以定位为反抗现代性中的现代性。     

明清时期失意举子的职业走向

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失意者中的许多人转变为私塾中的教师,塾师成为当时社会一个庞大的阶层,尽管这些人的经济地位相差很大,但却在总体上、客观上促进了全社会教育的普及。此外,许多落第者走进三教九流之中。科举制度由此突破了选官的局限,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     

选官与学律——论明代科举制度下士子的法律素养

明代科举独设进士科,使人产生科举选拔的人才普遍缺乏律学基础的印象,然而明代科举制度的设立理念以选拔全才为目标,因而有必要探究经由科举入仕者的法律素养。明代三级官学建立了一整套法律知识传授与考核制度,使士子通过学校教育获得法律基础知识。乡试、会试中判语、策等法律试题从多维考查了士子的法律素养,唯有法律知识储备与法律思辨能力兼具者才能脱颖而出。殿试策问则从更宏观的角度征询了士子们关于国家治理中法律问题的见解。部分新科进士还要到各衙门观政,通过读律、理刑进一步提高法律素养。就选官层面而言,明代士子在进入官僚队伍前即具备了一定的法律素养,明代科举制度下官员欠缺司法能力的看法并不允当。     

以“格调”为基准的“正声”追求——嘉靖以降明人对几种唐诗选本的解读

明人论诗常常会借助对唐诗选本的解读来表露他们的文学主张和诗学取向。明代前期,人们更看重《唐音》;自李、何倡议复古之后,《唐诗品汇》及其精编本《唐诗正声》开始成为明人学唐的正宗读本,对诗坛风习产生了深刻影响。明人正是通过对这两种选本的不断阐释,尝试以“格调”沟通“正声”,进一步确认与强化了复古派“格调”说,并对其加以反思和修正。     

明代的《汉书》经典化与刘邦神圣化的现象、原因与影响

明朝开国之君朱元璋的独特身世,使其对汉高祖刘邦高度认同,由此兴起了一场《汉书》经典化和刘邦神圣化的运动,《汉书》从史学意义上的典籍一跃而为政治意义上的经典,刘邦也从宋元时的无赖形象陡升至圣人和偶像的地位。这一运动对明代君臣的行为取向、政策指向、史学倾向和文学转向等各个方面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张苍水海上春秋编年辑笺(一)

张苍水之海上抗清，始于丙戊六月，江上师溃，公从驾（南明鲁王）象山石浦，随之又汛依肃虏伯（黄斌卿）于翁洲（舟山）。终于甲辰七月，在“定海山中”（海中荒脊无居人之悬岙）被清兵所执。若加画江之役，前后共十九年。其间，曾四下闽海，四入长江。特别是与民族英雄郑成功联合发动的已亥长江之役，公由金陵之观音门向芜湖进军，得到沿江州县热烈响应，旬日之间，收复四府、三州、二十四县，以至于建立不久的清朝廷都为之震动。公最基本的海上抗清活动区域，是浙东海上的“十洲三岛”。“三岛”，指象山沿海三门湾的南田、高塘、花岙；“十洲”指今天的舟山众岛屿。公海上抗清最主要的军事政治中心．则是地处三门湾口花岙岛上的林门。已亥长江之役败后．郑成功与公战略上分道扬镳，从而郑氏获得历史所赐予的歪打正着的机遇。所以，公虽是郑氏海上抗清的主要联手，现实评价却处在不同层面。但对故国的忠贞美德，公与郑氏相比，实乃有过之而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