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废名小说的反现代性与现代性

现代性是一个相当庞杂和宽泛的概念,它面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某些作家的时候,也会出现尴尬失语的处境,如废名、沈从文等。因为,从这类作家创作中所体现出的精神向度及思想倾向是反现代性的,而在审美上又是极具现代性的。因此,就现代性而言,废名的小说创作可以定位为反抗现代性中的现代性。     

明清时期的武术发展

明清是武术的成熟期,也是武术史上的鼎盛时期。其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流派林立。这一时期,十八般武艺的具体内容有了具体记载,少林武术也在此时声名大震,各种拳术器械相继出现,武术达到了空前繁荣的盛况。     

明代中央政府对土司的儒化与利用——以土家族土司为例

明代中央政府通过承袭、号召土司设立学校、参用流官等手段对土家族土司进行儒化,并在军事征调和贡赋上利用与控制土司。儒化和利用构成了明代中央政府控制土司的核心内容,也导致了土司制度在明代的兴盛。     

明清时期失意举子的职业走向

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失意者中的许多人转变为私塾中的教师,塾师成为当时社会一个庞大的阶层,尽管这些人的经济地位相差很大,但却在总体上、客观上促进了全社会教育的普及。此外,许多落第者走进三教九流之中。科举制度由此突破了选官的局限,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     

选官与学律——论明代科举制度下士子的法律素养

明代科举独设进士科,使人产生科举选拔的人才普遍缺乏律学基础的印象,然而明代科举制度的设立理念以选拔全才为目标,因而有必要探究经由科举入仕者的法律素养。明代三级官学建立了一整套法律知识传授与考核制度,使士子通过学校教育获得法律基础知识。乡试、会试中判语、策等法律试题从多维考查了士子的法律素养,唯有法律知识储备与法律思辨能力兼具者才能脱颖而出。殿试策问则从更宏观的角度征询了士子们关于国家治理中法律问题的见解。部分新科进士还要到各衙门观政,通过读律、理刑进一步提高法律素养。就选官层面而言,明代士子在进入官僚队伍前即具备了一定的法律素养,明代科举制度下官员欠缺司法能力的看法并不允当。     

以“格调”为基准的“正声”追求——嘉靖以降明人对几种唐诗选本的解读

明人论诗常常会借助对唐诗选本的解读来表露他们的文学主张和诗学取向。明代前期,人们更看重《唐音》;自李、何倡议复古之后,《唐诗品汇》及其精编本《唐诗正声》开始成为明人学唐的正宗读本,对诗坛风习产生了深刻影响。明人正是通过对这两种选本的不断阐释,尝试以“格调”沟通“正声”,进一步确认与强化了复古派“格调”说,并对其加以反思和修正。     

明代言官的职业风险及保障机制

明代言官以言为职,在履职时面临着双重风险：一是皇帝的威胁和摧抑,二是周边各种势力的打击报复。为保证言官尽职,明代确立了一些激励和保障机制,包括鼓励直言、慎选言官、畀以重权、给予重赏、严加考察以及相应的人身保护等。这些保障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言官不畏风险,恪尽职守,在明中期以前发挥了较好的作用。但由于专制体制下皇权决定一切,而明代皇帝素质又普遍低下,言官保障机制不断被破坏,言官的职业风险更为突出,致使言官群体在晚明时期不断分化蜕变,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明代士大夫的悲剧命运。     

明清徽商的消费行为特征

徽商作为一个特殊的消费群体,他们的消费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生活状态和价值取向,其消费行为表现为阶段性、亲情性、宗族性、公益性、商业性和文化性等特征。这对于个人和家庭的科学消费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一定的借鉴价值：辩证理解俭与奢,合理进行消费;提高消费主体的素质,文明健康消费;热心公益事业,自觉履行社会责任;正确认识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实现二者的良性循环;和谐消费,提高精神文化消费的质量。     

明代的《汉书》经典化与刘邦神圣化的现象、原因与影响

明朝开国之君朱元璋的独特身世,使其对汉高祖刘邦高度认同,由此兴起了一场《汉书》经典化和刘邦神圣化的运动,《汉书》从史学意义上的典籍一跃而为政治意义上的经典,刘邦也从宋元时的无赖形象陡升至圣人和偶像的地位。这一运动对明代君臣的行为取向、政策指向、史学倾向和文学转向等各个方面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明代歌舞研究的意义、现状与方法

明代歌舞承唐、继宋、启清,成为中国歌舞史上不可忽视的一环,在中国艺术史、中国音乐史、歌舞史上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通过阐述明代歌舞研究的意义,归纳前人的研究成果,探讨新的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