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苍水海上春秋编年辑笺(一)

张苍水之海上抗清，始于丙戊六月，江上师溃，公从驾（南明鲁王）象山石浦，随之又汛依肃虏伯（黄斌卿）于翁洲（舟山）。终于甲辰七月，在“定海山中”（海中荒脊无居人之悬岙）被清兵所执。若加画江之役，前后共十九年。其间，曾四下闽海，四入长江。特别是与民族英雄郑成功联合发动的已亥长江之役，公由金陵之观音门向芜湖进军，得到沿江州县热烈响应，旬日之间，收复四府、三州、二十四县，以至于建立不久的清朝廷都为之震动。公最基本的海上抗清活动区域，是浙东海上的“十洲三岛”。“三岛”，指象山沿海三门湾的南田、高塘、花岙；“十洲”指今天的舟山众岛屿。公海上抗清最主要的军事政治中心．则是地处三门湾口花岙岛上的林门。已亥长江之役败后．郑成功与公战略上分道扬镳，从而郑氏获得历史所赐予的歪打正着的机遇。所以，公虽是郑氏海上抗清的主要联手，现实评价却处在不同层面。但对故国的忠贞美德，公与郑氏相比，实乃有过之而无不及。     

校读点校本《明史·申时行传》手记

点校本《明史》问世前出现的万历首辅申时行的传记,至少有十多种。这些传记对申时行或仅记事迹不予评论,或极力歌颂,或予以肯定但行文平和,或褒贬兼有而以褒为主,或虽以褒为主而批评用语亦有一定的分量。而从问世时代分,则明代问世者大体持表扬歌颂态度,清代问世者则多半褒贬相兼且批评用语有一定的分量。这些传记为点校本《明史》底本即殿本《明史》的申时行传,提供了撰写参考。点校本《明史·申时行传》关于申时行籍贯,以及关于其子申用懋任职经历等记载皆有需加考订之处。现存殿本《明史·申时行传》的清朝明史馆拟稿中,有天一阁藏万斯同《明史稿·申时行传》和旧题万斯同编撰《明史·申时行传》,两者多有区别,前者观点相对陈旧,这当反映出前者问世当早于后者,这一状况值得治史学史者给予充分关注。     

试论明代前期中国与东南亚的丝绸贸易

中国与东南亚的丝绸贸易源远流长 ,明前期 ,在“海禁”政策和统治者“薄来厚往”思想的影响下 ,朝贡贸易成为两地丝贸的主流形式。私人贸易虽有所发展 ,但其重要性却远不如前代。随着两地贸易的发展 ,中国丝绸在东南亚的行销范围进一步扩大 ,并一直保持着出口优势     

中国明清小说在日本近世末期读本的受容

中国的汉文学在日本的传播历史由来已久。进入明清时期,白话文小说的发展也推动了日本近世文坛上雅俗折中文体的出现。中国小说经过日本文人的翻译、介绍、效仿逐步掀起了具备趣味性、大众化的日本近世读本热潮。本文试从作品的产生时间、在文坛上的定位、创作特点等方面探讨中国明清小说在日本近世读本小说发展过程中的孵化、形成及发展。     

明代监察立法的历史价值与现实借鉴

明朝的监察法律法规内容丰富、体例严密,趋于法典化;借鉴前朝形成的交叉分工的多元型网络监察体制,更具有权力的牵制作用。但监察制度只是专制皇权的附庸,监察立法与民主观念毫无关联,明朝终亡于腐败。     

论晚明的旅游风尚

晚明社会,旅游活动异常兴盛。这种风尚的产生与发展有着深广的社会环境背景。士大夫有感于政治黑暗,科举竞争愈加激烈遂无意仕进而走向旅游;另一方面,也与商品经济撞击下新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价值取向密切相关;而交通条件与旅游环境的改善也为旅游的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旅游活动拓宽了人们的视野,使人们的交往更加密切。     

明代《三国志》及裴松之注研究简论

明代学者对陈寿《三国志》与裴松之注进行研习,撰写了不少著述,有对三国史中”魏蜀”正统之争进行论辨,对陈寿《三国志》、裴松之《三国志注》进行评述和考证,取得一些成果。其中一些分析结论,与明代当时的理学、心学相适应,强调义理名教思想;特别是明代中后期一些学者,如胡应麟、朱明镐、周婴等对《三国志》与裴注进行考证,大多注重证据,通过归纳解决问题,这开启了清代考据学的学术潮流。     

白话公案小说中判官形象的发展和演变

从宋元话本到清代的白话公案小说,判官形象的发展和演变分为两个阶段：由宋元到明,判官形象由否定逐渐转向肯定;由边缘向中心靠近;由人上升为神。由明到晚清,判官形象由肯定逐渐转向否定;由中心向边缘外移;由神又下降为人。判官形象发生变化有社会环境、民众心理和创作主体这三个方面的原因。     

明代道教的嬗变及对白话小说的影响

作为中国本土宗教的道教与文学之间的联系十分密切。明代道教因其独特的历史背景而呈现出新的特点：世俗化和商业化。文章以道教新特点对白话小说的影响为考察对象,运用文史互证的方法对其间的关系尤其是道教之对小说的影响作一简要分析。     

明代中叶的苏州狂士与苏州城市人文精神

明代中叶,在王学、禅宗和道学的熏染下,江南社会中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士人群体,他们离经叛道,任情适性,率性而为,不以研读儒学经典、追求仕途为人生目标,而以文采风流、能诗善画为习尚,这就是所谓狂士。狂士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一直存在,但只在苏州才形成了一个群体。究其原因,与苏州当时商品经济的繁荣、工商业的发展、市民阶级的兴起和政治氛围的相对宽松、文化底蕴的深厚密切相关。可以说,苏州狂士群体的形成反映了特殊环境下士风的变化,是传统文化在一个特殊时代的一种特别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