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黄伯思、董■书法辨伪方法之异同

随着古人的书法被有意无意的作伪,尤其是北宋《淳化阁帖》刊行后,真伪并见,鱼龙混杂,书法辨伪日益成为一项不可或缺的工作,北宋末年的黄伯思和董■,堪称北宋书法鉴定和辨伪史上的代表人物。二人的书法辨伪方法同中有异,可以从各自的代表作《东观余论》和《广川书跋》中窥见一斑。     

“大同”、“小康”与《礼运》的成篇年代

“大同”、“小康”概念,始见于《礼运》。《礼运》是《礼记》第九篇,主要内容是孔子与子游讨论周礼的作用,主体部分应该是子游记录的,大概写成于战国前期。在流传过程中,大约于战国晚期掺入了阴阳五行家之言,又经后人整理而成为目前我们看到的面貌。     

《淮南子》“无为”思想的内涵及其拓展

"无为"思想是道家哲学的基本思想,《淮南子》在以"道"为本体的基础上对老庄的"无为"思想进行了扬弃,同时融入改造了的儒、法两家的思想,使"无为"达到其哲学含义的最高水平,展示了汉初调和、致用的学术取向与思想特质。在政治层面上,《淮南子》通过"因"、"权"的运用对君主的"无为"加以拓展,强调"无为而治"的效果。     

赵岐、高诱《诗经》学渊源再考

清陈寿祺、陈乔枞父子在辑考汉《诗经》学齐鲁韩三家遗说时断定赵岐、高诱所习为鲁诗。比照相关文献,这种看法具有极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客观地讲,赵岐、高诱的《诗经》学渊源应该为韩诗。     

陆游、范成大书法之比较

同为“南宋书法四大家”中的陆游、范成大,书法的风格迥然不同。陆游书法不仅具有文人气息,更具书家气质,表现出对书法表现力的自觉追求意识;范成大书法则是以致用为尚,他无意为书家,但由于丰富的学养溢于字里行间,书卷气浓郁,独具审美内涵。     

明人的《西游记》研究与明代小说审美观念的历史演变——论"虚与实"、"幻与真"、"奇与正"三组重要小说观念

百回本《西游记》的横空出世,为明代的小说批评提供了新的范本。围绕着对《西游记》的评论,陈元之、谢肇淛、李卓吾(?)、衰于令、张誉、凌濛初、睡乡居士等都发表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他们的批评文字基本解决了困扰自古以来无数研究者的小说创作“虚与实”的关系问题,肯定了小说这种特殊体裁的虚构性特征,基本澄清了对以神魔鬼怪为题材的奇幻文学的传统偏见,肯定了奇幻小说存在的合理性；从“真与幻”的辩证关系上,强调奇幻小说要“幻中有真”,更进一步强调小说要描写平常人的日常生活,完成了文学向人本位复归的理论探索；在“奇与正”的探讨中,他们把“奇”定位于“文胜”,定位于取材于现实生活,客观地反映现实生活,又要表现出奇的特色,是对古代小说理论的重要贡献。在这些理论探索的每个环节中,《西游记》的范本作用都是十分重要的。     

攸县浊江源头考

攸县浊江．是沫水在攸县境内的第二条支流，长51．4公里．浊江源头．历来有“江头冲”、“双石门”、“宝山湖”、“青草垇”、“严仙岭”5种说法．经实地考察，浊江源于横山乡上湖村狗盘冲。     

论老子哲学的“无”

老子对其“道”有着一以贯之的思路,即道是对生命本真存在的体悟。“无”在老子道论中具有核心地位,“无”是道的超验性的指称。因此,道之“生”,并非宇宙论的化生,而是出于生命的体验,其本质就在于“无”之生,是“无”之心体对万物的当下成就。以“无”为本体的“无—有”一体化运作形成道的内在结构,“无”在“言”出“有”中踏入了超验性与经验性的两难境地,而“有”对“无”的当下回归使物我保其真性。在这个结构中,“真”是“无”的内涵,“虚”与“静”构成了“无”的动力机制。     

陆游诗中的学者自画像

陆游是学术成就很高的学型诗人，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是在书斋里度过的。陆游的诗歌虽以爱国主义主题称，但是其学形象也在其诗中得到了很充分的表现，诸如他对书的痴迷、治学之刻苦、读书之范围、读书之目的等，都写得生动细致，元气淋漓。诗歌中展现如此鲜活的学形象，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是一个独特的存在。     

瞿佑语和张宪诗与《三国演义》成书年代无关——与杜贵晨先生商榷

《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问题学术界争论已久,不管是成书于元代说还是明代说,各家所使用的论据多是有限的罗贯中生平资料、《三国演义》的小字注以及《三国演义》中的个别名词等。而杜贵晨先生别出心裁,根据明初瞿佑"布骂曰:此大耳儿叵奈不记辕门射戟时也"之语,以及元后期张宪《缚虎行》中"戟尖不掉丈二尾"和《南飞乌》中"白门东楼追赤兔"两句诗,推测《三国演义》成书于元代中期是误读了材料,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