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与《校勘学释例》

陈垣校勘《元典章》，对校出的12000条错误进行分析和概括，撰写完成《校勘学释例》，从而揭示出古代典籍的窜乱通弊，对历代校勘古籍的方法、通例和一般原则做了系统归纳和总结，使校勘学走上科学的轨道，奠定了校勘学的理论基础。     

苏轼兄弟的军事思想及边防策略

苏轼兄弟一生的吏事章都有显成就。在军事思想和边防策略上，他们也有一定建树。就军事思想而言，苏轼早年在立国、用兵、边防等问题上均有自己的主张，后来在他治军的实践中，体现了其一贯的军事思想；而苏辙早年涉及军事的言论甚少，但已经表现出与苏轼的不同。北宋从神宗到哲宗在边防战略上的明显变化，苏轼兄弟身为朝官自不能置身度外。在对待西羌、西夏的关系和策略上，虽然他们的言论多少不一，但都表现出对此的高度关注，也清楚显示出策略上的不同。     

金元时期全真教的基本思想及理论建树

金元时期全真教的基本思想可以概括为三教合一,返本归原;性命双修,先性后命;积功累行,功行双全三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全真教思想在对唐宋以来我国思想界三教合一、凸现心性这一主流趋势做了充分回应的同时,也对“生与死的关系”、“出世与入世的关系”这两个古老的话题给出了自己超越三教的回答。     

论中国元代法制史研究

元代法制史研究一直是中国元史研究中的薄弱领域。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元代法制史研究成果甚少，日本曾一度为元代法制史研究中心；近年来，中国元代法制史研究发展迅速，研究成果远超日本，但仍没有摆脱其在元史研究中薄弱的地位，呈现出不均衡发展特征。其不均衡特征与实证史学、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识形态以及对其研究需具备多方知识有关。     

中国外交政策新特点——从中国处理“朝鲜核试”事件来分析

朝鲜核试验后,中国政府发表了语气极为严厉的声明,并积极在各方斡旋,重启六方会谈,争取通过协商和对话和平解决问题,由此体现出中国外交政策的新特点:更有所为,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把周边安全与稳定摆在对外关系的首要位置;新的国家利益观;务实外交;建设和谐世界主张。     

任凤苞及《天春园方志目》稿本述论

文章以河北大学图书馆藏《天春园方志目》四种稿本为研究对象,全面介绍了《天春园方志目》四种稿本的版本年代、版式、内容、校改方式、校改特点以及各种稿本之间的联系和变化,并将其与传世刻本进行对比,分析该稿本具有的文物价值、文献价值和版本价值。     

《新安志》志源考述

罗愿的《新安志》是在南北朝以后地记、图经,尤其北宋大中祥符《新图经》的基础上修撰而成的。它继承地记、图经的地理记载的传统,又逐渐超越地记、图经的局限,特别是增扩历史文化的内容,使地方志不断完善,走向成熟。     

杜浚与屈原

在中国诗歌史上,杜浚最尊屈原,认为屈原开创了中国诗歌"缘嗔而作"的优良传统,而屈原之后动人心魄的优秀作品也无不是"缘嗔而作"的.屈原自称其诗歌乃"发愤以抒情",即杜浚"缘嗔而作"说的理论根源.在杜浚看来,"风骚"传统的核心是"真",凡是继承和弘扬了"风骚"传统的杰作都是"真诗".他洞察诗坛积弊而忧患诗道遂亡,乃睥睨一世、疾言厉色地诋诃昧者,振臂大倡为诗首要在于"真"的"贵真说".     

袁世凯在朝鲜的外交活动述评

袁世凯在朝连续平定了"壬午兵变"与"甲申政变",对英、美、俄、日等国对朝鲜的侵略给予了一定遏制。这时袁世凯功名欲望急剧膨胀,在外交活动中过于自信和骄狂;对宗藩关系僵硬维持,而且忽略对朝鲜内政全面变革的支持,对国际形势没有以全面、求变的态度来应对,以致出现重大失误。客观上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清政府统治者在外交上的失误及对袁的过分信赖,日本对外扩张步伐加快和列强争夺导致的局势恶化,使袁在朝外交活动终归失败。在朝外交活动失败对袁世凯晚期的政治行为及其心理起了极大的塑造作用。     

胡瑗的教育思想及实践探析

以往论者论及胡瑗教育思想时,往往习惯地将其与＂苏湖教法＂、＂太学法＂联系起来,似乎都是胡瑗官学实践分不开甚至是相为表里的。本文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即将胡瑗教育思想放到宋初八十年及＂庆历新政＂前后书院发展的大背景中去,突出胡氏教育思想与其书院讲学的关联,特别是突出他与以范仲淹、孙复、石介为代表的睢阳学脉的紧密联系。这就将胡瑗教育、教学思想实践与整个宋初八十年民间私立大学（书院）的实践和＂庆历兴学＂联系起来,显示其既是宋初书院讲学历史的结果又通过＂庆历新政＂之教育革新反过来又促进了书院讲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