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五代——宋时期“寻”“觅”替换考

作为＂寻找＂义讲,＂寻＂不晚于东汉初,＂觅＂产生于汉末,在晚唐五代至宋时期,二者选择宾语的范围扩大。＂寻＂＂觅＂在这一时期处于共用阶段。     

从译者主体性看鲁迅的翻译—以《鼻子》译文为例

从译者主体意识的几个表现形式中选取翻译目的、翻译方法及翻译文化策略来讨论鲁迅的译作《鼻子》的主体意识在译文文本选择、译介、输出等方面的影响和作用。分析结果表明,鲁迅在选择译文文本时主张“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鲁迅一贯主张“直译”,尤其对于文中的汉字词汇,他都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原语字形。鲁迅“宁信而不顺”的主张与他的另一文化主张‘‘拿来主义’’在思想上是完全一致的：     

浅议鲁迅小说的现代化

鲁迅先生创作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小说",为中国小说走向世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普通民众,写出了"人的觉醒";他用白话创作,用截取生活片断的方法来显示生活的全貌;他用种种方法揭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他吸收和借鉴了现代西方小说的经验,使叙述方式和叙述角度多样化;他是中国小说走向现代化的优秀旗手。     

鲁迅的思想"异端"与越文化传统

无论是在身前还是身后,鲁迅总是难免受到一些人的非议,这源自鲁迅刚硬的文化人格、特立独行的个性气质、反传统的思维方式以及独特的审美追求等因素,即所谓"异端"。若细加寻绎,可窥察出越文化传统对鲁迅独特的文化人格形成所产生的深潜影响。     

鲁迅学术活动之动因探析

虽然鲁迅不刻意提倡学术．但回过头来看,他又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绩。鲁迅生命早期不同阶段的学术活动具有不同的动因．学术之于他的生命也具有了不同的涵义,那就是：在日本留学期间（1902—1908年）。鲁迅看重的是学术的实用性,他借此以拯救中国;自日本回国到为《新青年》写文章期间（1909—1918年）,鲁迅看重的是学术的无功利性．他借此以打发生命;自教育部欠薪始到去上海前（1920--1927年）这段时间．鲁迅看重的是学术的职业性,他借此以维持生活。     

后殖民视阈下看鲁迅的翻译观

鲁迅不仅是革命的文学创作者,成果丰富,同时也是革命的外国文学翻译家,一生译作丰富,其中包括大量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并逐步形成其独具特色的翻译策略。后殖民翻译理论关注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和不平等对话,因此,拟选取后殖民翻译理论的视角,解读鲁迅先生的翻译思想和翻译活动,剖析两者的关联,从而更深刻地了解鲁迅的翻译观。     

试论鲁迅“捣乱”的边界

鲁迅一生致力于通过文学、文化活动改造愚昧落后的国民性,促使保守落后的中国社会与传统文化向着进步的光明的方向转变。为此,他为自己设定了一个大致的＂捣乱＂边界：尽可能地不直接同权势者发生正面冲突,以便使自己存活下来,并能够坚持＂韧性的战斗＂。除了改造国民性这一目标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以外,统治者的残暴、对＂不可再造的＂个体生命价值的珍视以及庸众的＂看客＂心态等等也是他采取这一策略的重要原因。     

荀子礼学思想的现实价值

荀子礼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不仅继承了孔子的礼学思想,而且吸收了法家的法治思想,建立了以礼为核心的礼法并举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荀子礼学思想不仅为历代统治者提供了治国方略,而且对于现代社会中构建和谐的社会秩序、对于现代社会的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及其发展仍然具有重要价值。     

《野草》：作为最后的信仰

《野草》并非是鲁迅的绝望的徘徊,《野草》的深刻在于：道出了卑微生命置于“非人间”的本质意义与生存秘密,看似言辞徘徊,实则力透纸背,恰如绝望处逢生,更具笔力于力挽生命走向其存在之应然,是在对生命敬畏之际,彰显出了人生此在的崇高与伟大。在《野草》中,鲁迅先生保持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的清醒。《野草》旨在找寻精神出路,于深沉忧思中开启存在之所以存在的理性与智慧,为有限人生赋予了终极关怀。     

论后期鲁迅与“上海人”文化性格

以"精明"为核心性格特征的所谓"上海人",既是近代以来上海文化的创造者,也是上海文化的产物和人格化表现。无论从籍贯意义上还是从文化意义上,鲁迅都不是真正的"上海人"。上海及上海文化始终未能"消化"鲁迅、"溶解"鲁迅,鲁迅也始终对上海文化主要采取批判态度。"上海人"性格中的主要内容基本上都处在鲁迅人格精神的对立面。在鲁迅那里,与"上海人"的"精明"针锋相对的,是其彻底的反虚伪、反庸俗、反市侩、反财富和权力崇拜的做"呆子"的意识。他在其生命后期不懈地进行对"聪明人"的批判和对"呆子"精神的颂扬,自觉抵抗上海文化、"上海人"性格中的信奉个人利益至上、实利主义的"精明"倾向,呼唤气魄宏大、精神强健、正直、质朴、无私、真诚的"上海人"。鲁迅对"精明"之外的真正能够支撑民族文化革新的强健人格的探寻,折射出强健的生存和战斗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