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阿诗玛悲剧的成因——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彝族叙事长诗《阿诗玛》

女性主义的价值立场使其获得了重新认识世界、重新定位各种传统价值观念的一个新的尺度。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成就表现在对传统经典文本的重新解读上,并在解读中重塑自我。对《阿诗玛》的重新解读为我们重新认识《阿诗玛》这个彝族文化中最为经典的文本提供了一个其他任何批评理论都无法代替的新视角。这部叙事长诗通过阿诗玛的命运,探索了彝族女性对自由的渴望,揭露了男权主义长期以来对妇女的压制,由此折射出彝族妇女艰难曲折地反抗命运、勇敢地走出父权制笼罩的阴影,走向主体性自我的艰难过程。     

男权制土壤中的"恶之花"--对《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中白黛形象的女性主义解读

白黛.古蒂斯作为英国小说家戴.赫.劳伦斯的著作《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中男主人公梅洛斯的妻子,由一位优雅入时的女子变成最终为所众人憎恶的“泼妇”,有着多重原因。男权制的社会现实是她走向疯狂的外因,也是隐性导火索;对生存危机的焦虑则是她逐渐步入极端的内因,也是根本原因;而对权利的渴望与追逐是使她堕入“异端”的直接原因,更是强性催化剂。在这多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她最终变成被异化的女性。     

莎士比亚与女权主义——以剧本《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为例

本文从女权主义立场出发,通过对莎士比亚早期悲剧《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中两位主要女性角色拉维妮娅和塔摩拉悲惨命运及其根源的分析,试图揭示古罗马时期和英国伊丽莎自时代女性作为“第二性”和“他者”的低下地位。一方面,甘居从属地位的女性在认同一切男性价值观后将成为牺牲品被献祭于父权文化;而另一方面,试图争取与男性同等地位的女性又会引起男性的恐惧和厌恶而最终受到惩罚。作为男性的莎士比亚在其作品中所流露出来的女性嫌忌倾向,说明父权中心思想在英国伊丽莎白时代根深蒂固。     

父权社会的代言人——张爱玲笔下曹七巧、梁太太形象新解

本文试图站在“被食、自食、食人”的中国传统封建文化对人的自主性残害的高度 ,剖析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和《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性格发展轨迹及悲剧的根源 ,并挖掘其文化内涵 ,进而分析封建礼教和罪恶的金钱对人的精神的异化     

超级女声:我们的快乐,抑或我们的悲哀

父权制使女性成为失声的群体,女人的存在和她生存的价值,一直附着在以男性为主流的社会边缘。超级女声不仅没有实现所谓的“超级民主”,反而使人陷入超级黑幕中,它使我们在男权话语中喃喃自语,更使我们去追逐最大的经济利益,因此,它虽然给我们带来了快乐,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悲哀。文章借助女性主义视角,从父权制的视点切入,分析出超级女声这个文本的若干文化意涵。一句话,在今天的主流媒体运作方面,没有中国式财富,就没有中国式民生。因此,超级女声并不是超级民主,而是超级黑幕。     

荆棘丛中求抗争--从女性主义视角解读《大地》

本文旨在从女性主义视角探讨赛珍珠在《大地》中所塑造的女主角阿兰的形象。阿兰是典型的父权制社会结构中受压迫受欺凌的中国妇女,但同时作者又赋予阿兰主体性,她在父权制的夹缝中顽强地生存着,并且还竭力打破父权制统治,向父权制发动了默默地但有效地反击,为自己争取了一定的生存空间和权利。     

冷战结束后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转变

针对冷战结束后所面临的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 ,美国外交政策发生重大转变 ,克林顿政府明确提出了建构服务美国经济利益的全球经贸战略。在经贸优先的外交战略指导下 ,克林顿政府以振兴美国经济为核心 ,确保了美国的经济安全和发展。     

《静静的顿河》的女性主义批评

以女性主义的观点看来 ,《静静的顿河》无疑是一部男性中心主义色彩十分浓重的作品 ,书中的女性形象受到了贬抑、歪曲、物化 ,而男性力量得以张扬。虽然作者也在作品中塑造了许多具有独特个性的女性形象 ,甚至描写了女性对于男性的反抗和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但这种描写更多地是出于作者的人道主义和平等思想 ,仍是一种男性主体意识的流露。     

父权规训与男性想象——解读康拉德小说《黑暗的心》

本文以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文化理论,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解读素有“英国文学经典之作”盛誉的康拉德短篇小说《黑暗的心》,并对作者在小说中展现的性别政治观点展开批判。在性别建构和人物塑造问题上,康拉德小说文本中父权思想充斥,男性幻想弥漫。     

从对比角度分析《夕阳》的精神悲剧

威廉·福克纳的短篇小说《夕阳》描述了黑人女仆南希的悲剧命运。作者通过儿童的纯真与成人世界经验的对比，男人和女人在地位和种族方面的对比，揭示了南方旧社会淡漠的道德意识和异化形态以及种植园黑暗制度和父权制的压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