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嵘《诗品》：中国诗学观念“自觉”的里程碑——以《毛诗序》与《诗品序》比较为中心的探讨

本文通过比较《毛诗序》与钟嵘《诗品序》在诗歌感物论、六义论、诗体论、诗教论等方面的相关论述,探讨了《诗品序》之于《毛诗序》论断的借用与回避、发挥与偏离,从中发现两者在基本诗学观念方面的巨大差异,从而阐发诗学观念＂自觉＂的基本内涵,进而分析从先秦两汉到魏晋南北朝诗学＂自觉＂的多重历史动因,以期可以管窥魏晋南北朝诗学之巨大进步。     

《金色从来不常驻》三个中译本的对比赏析

罗伯特.李.弗罗斯特是美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诗人,他的诗作以语言朴素、立意深邃而著称。短诗《金色从来不常驻》是弗罗斯特的一首典型的富有哲理的格律诗,表达了美好事物不长在的叹惋之情。这首诗最具特色的一点是语言和韵律结合之巧妙,这也是诗歌翻译的难点。三个中译本分别出自翻译界颇有威望的著名学者朱墨和翻译家曹明伦和方平之笔,而且各译本所用的译法不尽相同。对比研究这三个中译本在韵律节奏和措辞方面的翻译手段,旨在探讨英语格律诗汉译的策略,从而为诗歌翻译批评事业奉献一份微薄之力。     

一语天然万古新 豪华落尽见真淳——略论陶渊明诗歌的艺术风格

陶渊明诗歌语言清新自然,极少华丽辞藻,善于以平实的语言反映生活实际,抒发真情实感。内容题材和诗作艺术完美融汇,使其诗歌呈现出“平淡自然、意境深远、语言质朴、风格多样”的特点。     

从文学文本走向茶诗经典——论《七碗茶》在后代的传播与接受

《七碗茶》是后代广为熟知的饮茶经典,《七碗茶》从普通文本走向茶诗经典,除了茶诗本体固有的内在精华之外,更为重要的则是后代各类爱茶群体对于《七碗茶》的广泛青睐,开拓了其传播与接受的广度与深度。     

中国古诗英译中的视角转变与意境再现

研究了中国古诗英译的视角选择问题,认为鉴于英汉诗歌在语言特征、格律规律、审美倾向和文化思维等方面的差异,中国古诗英译过程中,译者可以不拘泥于原诗的形式,而根据译诗的意境来灵活选择视角。提出了采用局中人视角,将原诗的旁叙译为自叙,采用第二人称、将原诗的旁叙译为对叙;增译第二人称、将原诗的自叙译为对语等具体方法。     

齐诗经学特征渊源考——论孟子诗学在汉代的影响

汉代四家诗在《诗》义阐释过程中,无不突出强调《诗》的王道政教意义,而淡化对《诗》的原始意义的探寻,这是汉《诗》的经学化阐释的重要表现。这一特点又以齐诗为最,齐诗明确把＂匡扶邦家＂作为诗学传播的主旨,并将《诗》广泛用于劝谏。然而这一经学化特点的源头何在,一直难有定论。通过对齐诗与孟子诗学观的比照发现,齐诗的经学化特征源于对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观点的承袭和践行。     

论苏轼黄州诗词创作中的“心隐”情结

苏轼经＂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其政治处境、物质生活、精神面貌皆处于空前惨淡状态。在此期间,苏轼主观上选择＂心隐＂的生存方式,冲破＂隐＂与＂仕＂的二元对立,在随遇而安、随缘自适的创作心态中开创了黄州诗词恬淡、清空的艺术境界,具有至高的审美价值。     

论中国新诗的三种声音

中国新诗在历史发展和艺术探索中,形成了三种声音,这是中国新诗的重要艺术特征。第一种声音即宣示的声音,是在应对启蒙使命和诗人主体觉醒后在新诗发生期出现的,然后在历史发展中向着大众群体代言和心灵独白诉说两个方向变异。第二种声音即戏剧角色的声音,反映的是现代诗歌非个人化的抒情技巧,随着现代主义诗歌发展经历若干阶段,形成戏剧独白、戏剧对谈、诗人旁白、主体分层和人称变化等艺术表现手法。第三种声音即独语,重要特征是声音的单向抒发或自言自语,这种声音在卞之琳和冯至等人的玄思性诗中发展到成熟的地步。     

论理学与南宋江西诗派的“活法”理论与实践

南宋江西诗派中人多为理学中人,或为理学家,或为尊崇理学的人,江西诗学与理学的关系比较密切。江西诗学的演变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但理学家的批评也使他们思考在发展中出现的弊端,并自我修正。这主要体现在吕本中、曾几、“上饶二泉”、方回等对诗歌“活法”理论的提倡和诗歌创作中。     

叶燮《原诗》所举杜诗四例疏解

叶燮《原诗》内篇下举杜甫“碧瓦初寒外”、“月傍九霄多”、“晨钟云外发”、“高城秋自落”四句以说明“诗之妙处在含蓄无垠”、“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但诗例本身较难理解,需要结合杜甫诗歌的原文作全面理解。本文以仇兆鳌《杜诗详注》和杨伦《杜诗镜诠》为参照对四句诗例作详细疏解,以帮助读者全面理解《原诗》的诗学意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