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彝文发生问题的几点认识

对彝文产生时间的讨论,不仅需要理论上的推绎,还需要得到更多考古材料的实证;彝文发生的渊源物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彝文的起源与宗教有关,其创制者为彝族的宗教职业者--毕摩.     

哀牢濮人衍变与生态适应性的传承

濮人曾经是古哀牢王国的主体民族之一,在云南境内有广泛的分布,但由于政治和战争的原因,以及汉民族的迁入,哀牢濮人经历了漫长的迁徙,分化为多个少数民族。但哀牢濮人们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自发形成的朴素的生态适应性并没有因民族衍变而消失,而是超越环境的变迁顽强地传承下来,成为我们今天调适人与自然环境,处理人地关系的很好借鉴。     

《连山易》等古文献所体现的炎帝时代的和谐思想

《连山易》中所隐含的许多观点都体现了炎帝时代的和谐思想。如阴阳对立统一是炎帝时代和谐思想的哲学基础;"天人合一"体现了炎帝时代的整体思维;天下和平是炎帝时代和谐社会的理想;仁与义成为炎帝时代调节人际关系的中心环节;以人为本成为炎帝时代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原则。炎帝时代的和谐思想对以后中国及世界文化,尤其是政治、伦理道德产生了重要影响。     

西北民族大学彝、瑶、哈尼族学生身体机能、素质、形态的调查与分析

收集西北民族大学2013-2014学年在校彝族、瑶族、哈尼族学生身体机能、身体素质、身体形态3个方面的体质健康测试数据,对测试结果进行统计分析,整合体能测试数据,对比分析彝族、瑶族、哈尼族学生身体机能、素质、形态体质健康的差异,讨论彝族、瑶族、哈尼族学生体质健康存在差异的原因并提出建议。按照《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评分标准进行数据统计,结果显示:彝族、瑶族、哈尼族3个民族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的总合格率为89.8%(其中彝族为93.4%,瑶族为89.3%,哈尼族为86.8%)。比较以上数据,彝族大学生的身体健康体质优于瑶族和哈尼族,研究比较客观的反映了3个民族的体质健康特征差异。     

对彝族地区大学英语写作课教学的思考

大学英语写作作为一种书面表达形式, 是实现语言交际功能的重要途径之一, 对学生而言, 写作直接反映了学生学习和掌握英语语言的能力。本文就制约彝族地区学生写作水平提高的因素进行分析, 对培养学生大学英语写作能力的方法、途径进行探讨。     

《戏赠杜甫》非李白诗辨及对李杜关系的再认识

章的前半部分通过考证，进一步论证了《戏赠杜甫》一诗非李白诗的种种原因。在此基础上，对李杜关系予以重新检视，认为李杜的交情的确很好，但并没有达到后人通常认为的“知音”程度。而正确评价李杜友谊，为我们更进一步了解他们的诗歌及创作主张、思想经历，无疑是非常有帮助的。     

宋金关系变化与斥堠铺、摆铺的置废

斥堠铺和摆铺最初都是为了满足因宋金战事而产生的大量紧急军事情报和军事指令的传递需要而设置的,随着宋金关系的紧张或缓和而几置几废。本文以此为主题,讨论宋金关系的变化与斥堠铺、摆铺废立之间的本质联系。     

杨义诸子学研究平议——以“诸子还原”四书为中心

杨义先生近年来的诸子学研究显示出其深厚的学术功力,并已经形成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老子还原》、《庄子还原》、《墨子还原》、《韩非子还原》不久前已经由中华书局出版,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这四部著作新意迭出,论证扎实。四书采用了"全息"、"生命"、"还原"的治学研究方法,从身份确认到思想脉络,从文本考辨到文学特色,杨义先生对于先秦诸子研究中的问题的解决不仅是一个或者几个,而是一连串的综合性学术问题,有的是千百年来聚讼纷纭的疑难命题,有的则是前人很少或者几乎是没有关注过的问题,其中很多问题甚至都可以称之为中华文明的"超级命题"。这些问题不同程度地得到推进与解决,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先秦诸子,破解中华文明源头的文化密码作出了重要学术贡献。在对先秦诸子研究过程中,杨义先生始终坚持"大文学观"的治学思路与学术实践,可以说这四部书是其一贯的治学理念在诸子学研究领域的重要体现。     

网络传媒语境下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发展——以我国彝族年网络报道为例

网络传媒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发展有巨大的重塑作用．通过对近几年我国彝族年的网络报道追踪调查,发现我国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在网铬传媒的“显微镜”下逐渐发生着蜕变,这其中既有“因网络”而“变文化”的被动文化重塑,也有“因文化变”而“显于网络”的文化诉求．网络传播的“交互性”、“开放性”与“文化资源重新配置”等特性,为各种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提供了更为广泛的展示空间,成为各类文化的“自我抒写者”书写个人见解的新式平台,同时,增进了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网络传媒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既是挑战又是机遇：一方面,网络传媒可以帮助更广泛受众更深刻地理解、传播与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另一方面,在网络传播的过程中,某些少数民族文化之精髓无形中被消解殆尽,最后成为“象征的符号文化”．     

明武宗拒绝立嗣与大礼议

自“靖难之役”之后，“大礼议”是明代历史的一大分水岭。要客观地认知大礼议，须对武宗拒绝立嗣有一全面的认识。武宗生前屡屡拒绝公开从宗室中选立嗣君的要求，未能行使立嗣权，直接造成了武宗的断子和孝宗的绝孙。同时，也决定了世宗继位的特殊性。武宗未效法宋仁宗在前，世宗拒绝效法宋英宗在后。武宗拒绝立嗣的行为就已经决定了大礼议的走向。杨廷和集团在大礼议中的失败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