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推普宣传口号看我国语言规划的特点

语言规划不仅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理论与实践体系,更是一个包含了众多冲突与纷争的矛盾统一体。它既体现了当今的理论纷争,又牵涉到具体语言政策制定和制度设置的重大问题。推普宣传口号的目的自然是推广宣传普通话,语言规划的丰富内涵不可能由它全部承担。但通过这一角度进行观察和分析,我们总能发现语言观念的局限性和一些实践中才会出现的问题,从而以积极的态度设计政策,谋求参与来不断完善语言规划体系。     

试析彝族传统花灯文化

彝族传统花灯主要流行于云南红河、楚雄、玉溪、文山、曲靖、普洱等州市彝族聚居地区,是中原汉族文化和西南彝族边地文化交融的产物,主要源于彝族原始宗教祭祀活动,是一种歌、舞、剧相结合的地方民间戏剧,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独特的民族风格。剧目丰富,表现形式多样,具有宗教、民俗、歌舞、娱乐等多种功能,也有祭祀性、娱乐性和庆贺性为一体的特点,也具有灵巧、大方、豪爽的审美情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演风格,并将念、唱、做融为一体的艺术风格。     

彝族传统文化的村寨依托与保护研究——以黔西北彝村阿西里西的田野调查为个案

政府对传统文化所有者文化自觉意识的激发和培养是文化存续的基础。村寨文化精英在文化保护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文化所有者在文化实践过程中的利益博弈最终导致文化无法阻挡地调适和变迁。     

关于凉山彝族“死给”现象的法社会学思考

在凉山彝族地区,改革开放以后,法治环境有了很大改善,但由于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与传统文化,与其他地区相比,很多法治方面仍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流传于彝族民间的习惯法就是例子,它在凉山彝区地区直到今天都发挥着重要的秩序功能。通过对凉山彝族特殊案例"死给"现象的法社会学分析,探讨国家制定法与彝族习惯法的冲突及调适。     

试析伊蕾《被围困者》中的极端体验与终极关怀

伊蕾在其《被围困者》中,以诗的语言塑造了一个"被围困者"的女性形象,展示了女性在男权话语下的生存状态与生存体验,进而揭示出每一个生命个体在现实社会中的生存困境与生命悲剧。诗人从关于存在的追问孤独的体验中揭示出生命个体在现代生存困境中的极端体验。同时,诗人在极端体验中进行叛逆和突围,实现灵魂的救赎,从而体现了诗人对每一个属己的生命个体的最深刻、最本质的终极关怀。     

论普洱茶文化的“和谐”之美

普洱茶文化是千百年来澜沧江畔云南多民族文化交汇的土地上开放出的一朵耀眼奇葩。它与云南各民族的自然、地理、经济、文化、历史紧密相连,其悠久的历史、浓厚的文化底蕴,为云南、为中国、为世界创造并保留了璀璨夺目的物质、精神文化遗产,其独特的＂和谐＂文化内核和魅力,对当代人类的和谐发展具有积极、深远的文化价值。     

论《聊斋志异》中的贤妻良母形象

作为儒家知识分子的蒲松龄,他的思维模式、道德标准仍未能超出传统伦理思想的范畴。他在《聊斋志异》中塑造了为数不少的"贤妻良母"形象。解读这类形象,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十七世纪女性的真实风貌,更能由此了解蒲松龄在塑造现实女性时所袒露出的男权意识的伦理理想。     

天命之外的困惑——《封神演义》的伦理困境及其解决

针对学界普遍认为《封神演义》“歌颂革命”的观点,笔者认为以“武王伐纣”为故事背景的《封神演义》,必然会在面对传统儒家文化对“革命”的矛盾态度——“讨伐独夫”还是“以臣弑君”——中难以取舍.本文通过对小说中十支“叛纣归周”队伍（或人物）的命运分析,对小说中关键人物形象的分析,展现了《封神演义》暗藏的伦理困境,并试图揭示小说中借“天命”、“神魔斗法”以及“封神榜”对此伦理困境所进行的三层消解.     

关于雁翼文学创作活动开始的时间问题

雁翼在其著作中对于开始分行写日记、开始练习写作、开始学习文学创作、开始文学创作等说法区分不严格,对于读者容易产生误导,现作者雁翼已去世,这些问题或硬伤已死无对证,这些问题都必须要搞清楚。这些问题不搞清楚,雁翼研究根本无法展开。关于雁翼文学创作活动开始的时间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雁翼开始分行写日记、练习写作、学习文学创作都不是雁翼文学创作活动开始的时间。     

钟嵘《诗品》“陶潜诗源出于应璩”说所受批评考论

钟嵘《诗品》将陶潜列入中品,且以为其诗源出于应璩,这一断语至宋以后颇受人诟病指责。实际上,钟嵘此说之所以会导致宋以后普遍的批评,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应璩诗颇多亡佚,后人不得窥其全貌;二是陶潜诗由晦而显,至宋而极,后人遂以为应璩不足以笼罩陶潜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