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阳三关”的演变与地位

"义阳三关"及其关名的前身是春秋以后的冥阝厄、直辕、大隧三塞,"义阳三关"一名为南朝梁人提出,实质上是对东晋、宋、齐时期三关与所处地域间行政隶属关系的确切反映,成为历代相延的惯称,这一惯称甚至上溯至西周、春秋时期。义阳及三关的重要历史地位是以其军事战略地位为基础的,它取决于义阳的边镇地位、战争双方作战与军运形式的区别。这种单一的地位基础决定了"义阳三关"历史地位的局限性和脆弱性。     

在新加坡叙事中体现诗性智慧--评杏影的散文《愚人的世纪》

杏影的散在新加坡叙事中处处体现出诗性的智慧，其间内蕴则有中国／南洋和传统／现代的纠葛与辩证。他的忧患意识．使他无论是追溯历史化，还是关注新加坡现实均超越了新加坡的疆界放眼世界。他的散具有深广的化意义。     

论阿英《现代十六家小品》的批评史价值

《现代十六家小品》对现代，主要对五四时期小品(散文)的史程和作家的创作，进行了富有识见的论析与解读。其价值不仅在于较为清晰地给出了现代散文小品发展的战史线索、展示了其时散文存在的基本形态，而又也见之于编著者所确立的散文批评范式。政治上操持“左倾”立场的阿英，自觉将社会——历史学的批评方法，娴熟地运用于散文研究之中；文学史家眼光的禀具，使阿英研究作家作品不孤视独取，而能从散文史的进程中把握意义。这种“双重关联”：既关联社会历史，又关联散文历史，成就了《现代十六家小品》的历史价值。     

苏舜钦七绝诗散论

苏舜钦的七绝诗多作于被贬后,内容多写景记游抒怀,有较强的主观情感浸透其中,具有感发的力量。其诗艺术上以宋人之法,即以文为诗,达到唐诗意境,形成了其独特的语言风格特色。     

法律儒家化新论

“法律儒家化”是中国法制史上的基本观点,但对此观点需要全面地认识和辩证地分析,不能绝对化和片面化。从魏晋至隋唐儒学发展的态势、法律发展变化的实际情形和法律儒家化的特殊机理三个方面对法律儒家化重新予以解释和剖析,可以看出,法律儒家化的观点虽然从总体上能够成立,但不宜以绝对化、片面化的态度视之,而要深入认识我国古代法律发展过程的复杂性。     

论《韩诗外传》的尊孟倾向

产生于西汉初年的《韩诗外传》杂采先秦百家,其渊源所自向来难以确指,但历来人们所论,多局限于其与《荀子》的关系而忽略了《韩诗外传》对其他各家的采纳,尤其是《韩诗外传》体现出的鲜明的尊孟倾向,目前鲜有论及。了解《韩诗外传》对待孟子的尊崇态度,这不仅对把握《孟子》在韩婴学术构成中的分量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对理清汉代诗学渊源、重新考查孟子在汉代诗学承传过程中的地位,也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佛性与人性:宋代民间佛教信仰的真实状态

《碛砂藏》是宋、元时期平江府延圣院僧人主持刊刻的一部大藏经,要完成中国古代历史上这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除了延圣院的出家人通过各种渠道筹措资金之外,宋元时期民间人士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在该版大藏经刊刻记中出现了宋代平江府及其周边地区各色人等的身影,既有地位崇高的官员,也有普通的乡村民众、城市市民,还有不少是出家人。他们之所以捐资雕刻佛教经典,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有着发自内心的虔诚的佛教信仰。然而,《碛砂藏》的宋人题记除了追荐祖先这一主题之外,实际上更重要的涉及捐助者的现实利益,绝大多数题记都在祈求神灵庇佑自身及家庭成员,即便是为亲属的亡灵祈祷,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在世者的安宁吉祥。由此可知宋人的佛教信仰具有浓厚的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色彩。不可否认,这种题记的内涵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是高度吻合的,是宋人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宋代基层社会丰富多彩的生活面相。     

赵岐、高诱《诗经》学渊源再考

清陈寿祺、陈乔枞父子在辑考汉《诗经》学齐鲁韩三家遗说时断定赵岐、高诱所习为鲁诗。比照相关文献,这种看法具有极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客观地讲,赵岐、高诱的《诗经》学渊源应该为韩诗。     

务存大体量为变通——鸦片战争时期耆英对外交涉思想探析之一

耆英是中国近代第一批从事对外交涉的主要代表之一。“务存大体,量为变通”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耆英对外交涉的两个重要的原则。在对外交涉中,耆英试图尽力维护中国传统的对外观念及其对外体制,保持天朝上国的尊严。而在列强的军事恫吓下,他被迫签订了近代中国第一批不平等条约,丧失了大量的国家主权。对此,耆英则以“法穷则变,量为变通”为词来辩护。     

论"原始的基本关系"--冯契关于辩证分析逻辑起点的一个重要思想

建构对象理论体系的逻辑分析起点是对象复杂整体中的"细胞"或"细胞形态",这是理论界长期以来的一个传统提法.冯契在其写成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一书中曾用"弄清一个领域里原始的基本关系"的提法来代替这一传统提法,这不仅是有充分理论根据的,也是符合现代科学发展的客观进程及其对方法论的需要的,是对辩证逻辑方法论原理所作出的一个新概括和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