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诚宏道 立教育人——钱基博先生在国师的学与行

从原始的史料出发考察钱基博先生在国立师范学院的学与行,从襄助革创学院、合谋院务推进、忠于教学职守、慨兼学生导师以及瘁力学术研究等方面阐述其开诚宏道、立教育人的学行志旨.     

司马迁创作心理刍论

从创作心理学的角度考察,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创作心理主要表现在:司马迁在创作中始终处于理性思辨与激情冲动交变的状态;作者将其强烈的功名心理处处显露于对历史人物的选择与刻画之中;《史记》在体现作者高度的实录精神同时,又鲜明地展示了作者主动以艺术家心态著史的特征。《史记》是司马迁伟大人格和人生价值的明证,堪称社会史诗与心灵史的完美结合。     

转型时期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兼评《先秦两汉文学与文化》

就运用的理论和使用的方法而言,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自己固有的民族心理、审美意识和传统研究手法来从事研究;第二阶段主要是运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第三阶段是兼取中西理论和方法之所长,以中国自己的现代理论、方法、体系来进行研究。杨兴华的《先秦两汉文学与文化》一书,体现着古代文学研究由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变的总体趋向,提出了一些很具启发意义和参考价值的见解。     

司马迁的生命意识、悲剧精神与《史记》的人文理想色彩

司马迁因其早期生命体验与融合儒道而形成的生命意识，弘扬一种超越于社会功利层面的理想主义精神追求。司马迁的受刑，既是社会的悲剧，也是个性的悲剧，遭受宫刑的人生悲剧玉成了《史记》悲剧精神的目的性、坚韧性与超越性；从而在这两个基础上形成司马迁超越于生死关系之上的价值观。忍辱著述的创作心态使《史记》带有浓厚的人文理想色彩。     

后唐“安重诲事件”的真相和实质初探

后唐天成四年（929）扎月,枢密使安重诲听说使者乌昭遇谒见吴越国王钱缪时舞蹈称臣,就上奏明宗皇帝李嗣源赐鸟昭遇死,并奏削钱缪王爵、元帅、尚父等官职,这就是学界所称的“安重诲事件”。此事件的真相是：钱缪上贡给后唐枢密使安重诲的礼物没有使安重诲满意,安重诲就诬陷钱缪不礼君命,进而怂恿唐明宗削夺了钱缪的官爵;其实质是后唐时枢密使的权力进入“枢密之权等于人主”阶段的典型反映;其施加给昊越国的影响是,此后的几十年中,吴越国尽可能诚恳和优厚地给朝廷重臣奉献礼物,从而加重了吴越国百姓的经济负担。     

悖论式思维与钱钟书文学创作

悖论式思维是钱氏把握世界与人生的整体意义的一种思维方式,钱氏运用它来揭示悖论,探索人生真相。还原生活本真。钱氏在文学创作中运用悖论式思维进行解构写作,呈现在文本语言运用、主旨建构及人物创设等诸方面。     

《声音文字通》声类考

《声音文字通》为明初赵谦花二十载写成的一部韵学著作,在当时影响颇大,受到学界重视。原书未及板行,学者罕知。今据现存《永乐大典》所采录的资料,对其声类进行考索研究。《声音文字通》的语音混切较为繁杂,基本代表了明初北部吴语的一些语音特点。     

钱穆和谐教育思想探析

著名历史学家钱穆1949年创办并主政香港新亚书院,15年间,其教育思想得以全面实施,培养了一批高水平的人才。文章从知识与人格和谐发展、身心和谐发展、个体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和谐一致等方面论述了新亚教育是和谐教育的成功样本,对今天高等教育改革有着启迪意义。     

浅析司马迁的民族思想

司马迁继承传统的民族思想,站在歌颂和维护汉代大一统的立场,以史家独有的眼光和方式,条理化民族一元的思想,首创少数民族列传,丰富了民族区分的标准,在民族发展及民族相处等方面都有新的见解,对后世民族思想及民族政策具有深远影响。但是,司马迁因时代的原因,其民族思想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论《史记》中的“梦”

《史记》中的做“梦”者,均为贵族,他们的梦,展示了错综复杂的宫廷争夺储君的斗争,暗示了政治权力的走向,反映了时代的思想局限。司马迁笔下的“梦”,力避暴力和诡秘,大多平和而富有寓意。“梦”是司马迁写人的一个有力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