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生边上的智慧言说——钱钟书与《写在人生边上》

钱钟书是一位对哲学始终保持着浓厚兴趣的作家型学者。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贯穿着他的怀疑精神、否定精神、批判精神。他的许多议论,都是从平凡入手,从矛盾入手,从佯谬入手,从而导向对真理的叩问与探索。钱钟书的幽默体现出一种高超的智慧,是对世事的达观、洞悉,思想敏捷,知识广博,心力活跃,超越了一般快乐戏谑的表现形式,而呈现出一种奚落、讽刺、刻薄的美。     

司马迁对先秦哲学"侠者意识"的继承与发展

先秦主流哲学中蕴含着侠者意识,司马迁则在继承其精华的同时,更在西汉社会生活的条件下,将其发展为理论,使其成为创作《史记》、评价历史人物的重要思想依据之一。而侠者意识亦凭借《史记》之影响,而成为中华民族优秀道德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思想及艺术两方面,对近现代武侠小说的创作发挥着重要影响。     

冯梦龙《山歌》的叙事视角

在封建时代的主流文学中，男性以理性、秩序和明晰剥夺了女性的话语权力，而民间女子在私情歌谣中重新获得这种权力。《山歌》中的私情歌谣从女性的视角来消解了男性建构的神话，改变了其在男性为本位的传统作品中被书写的命运，使其由被言说的他者向自我言说的主体转变。     

论司马迁史学思想中的变与常

司马迁著《史记》,力求“通古今之变”。作为一位古代史家而能重视历史上的变化和发展,他自然地受到了许多近代学者的赞赏。司马迁不仅重视历史上的变,而且重视历史上的常,尤为重要的是,他也重视历史上变与常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     

略论张钫千唐志斋的文献价值

对张钫及其千唐志斋所藏石刻进行了介绍,重点研究了千唐志斋石刻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     

从袁宏道到钱谦益——性灵说的变迁与崇宋诗风

明清之际,在一派尊唐诗风之下,钱谦益批判性地继承袁宏道开创的“性灵说”,大力扭转了前后七子和竞陵派的治诗之失,以性灵、学问、世运三者合一的诗歌理论成为由盛唐而杜甫、由尊唐而崇宋的关键人物,开创了清初的新诗风。     

反讽及其限制——论《围城》的叙事伦理

叙事伦理主要追问叙述行为的正当性与叙述话语的合法性。《围城》的立场是反讽。从叙述话语看,反讽不仅体现在遣词造句,而且还体现在谋篇布局、性格塑造上。从叙述行为看,反讽一方面与讽刺、怀疑、伪装、预言相区分,另一方面对其自身也有限制。这种区分与限制既是《围城》叙事的正当性之所在,也是形成《围城》话语悲剧性反讽的基础。     

西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乾嘉考据学——以钱大昕为例

西学对于清代乾嘉考据学的发展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一直是一个重要而引人思索的历史问题,争议颇多。钱大昕是乾嘉考据学的代表人物,以他为个案进行细致分析,是推动研究深入的重要一步。在西学的刺激下,钱大昕刻苦钻研中西天文学、数学,认识到西学有超过中学的地方,主张"能用西学",反对"为西人所用",号召士人研究自然科学;他致力于发掘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数学遗产,希望人们能继绝学而奋起,以与西学抗衡;他还以天文历算学知识订经考史,解决了很多经史之书中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此可以看到,西学对乾嘉考据学的影响主要在如何看待西学、在西学刺激下发掘中学以及用自然科学知识考史等层面,至于以钱大昕为代表的乾嘉考据学者所固有的传统文化品格和治学格调,并未受到西学影响,他们研究学问的价值体系依然是"中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