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卢前《中国戏剧概论》的贡献与不足

卢前的《中国戏剧概论》是我国戏曲研究史上一部较早的著作,在戏曲研究史上具有多方面的贡献：清晰地勾勒了中国戏曲发展的历史;以文化进化的眼光,从观众的心理来看待中国戏剧的发展;摒弃文人偏见,以宽容的心态将地方戏＂花部＂纳入了学术视野;关注到了中外戏剧的交流;对一些有关戏曲的学术概念作了辨析,推进了人们对戏曲的认识。当然,作为一部初创时期的著作,它也有一些不足：述多论少,有罗列名单、堆砌资料之嫌,一些章节缺乏新见;作为一部戏剧通史,还缺乏整体性、系统性;书中有少数错厄的论述。     

司马迁的古今观

与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史目的保持一致,尽管在具体事功上对古今似有偏重,但司马迁基本上还是坚持了等视古今的理性态度。因古今在揭示天人关系上的同等地位,司马迁既反对崇古也反对厚今。因而在处理古今关系上他强调“古今一体”而要求通晓古今之变。司马迁对古今的态度及其对古今关系的认识与其历史观密切相关。因古今时长的可调性,从宏观上看,司马迁在审视古今历史发展的总体历程时采取了循环论模式;但是从微观上来看,司马迁在审视具体的古今变化时又秉持明显的进化史观。     

《崇文总目》的分类在目录学史上的成就和影响

<崇文总目>是宋代第一部官修目录,也是现存最早的目录专书.它在小类的划分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对宋代及宋以后的公私藏书目产生了深远影响.     

穆旦《诗八章》后的"隐情"

穆旦的代表作《诗八章》的写作,和现实生活中他和萧珊的一段特殊感情有关.在穆旦的一些作品和书信中,透出了这方面的信息.明了《诗八章》后的这一"隐情",有助于理解《诗八章》的情思内涵,同时,也可由此看出穆旦的诗歌写作"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特出之处.     

乾隆嘉庆时期钱泳游幕活动初探

钱泳是清代乾隆、嘉庆时期著名的幕僚,他不仅学识广博、精通书法,同时在碑碣摹刻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摹刻了大量的碑板及法帖。作为一名富有才艺的幕僚,钱泳在其数十年的游幕生涯中,以书法和碑碣摹刻结交了一批重要的官僚学者。在与他们交往的过程中,钱泳因受赏识而获得许多从事碑帖摹刻的机会,其所摹碑帖"流播艺林",成为今日研究钱泳及其幕僚生活的重要资料。研究钱泳的游幕活动,有助于理解时代环境对其人生定位的影响。     

“司马谈作史”说质疑

司马谈作史,初唐时提起,之前并无此说。此后直到清代以前,学者只凭想当然,予以断定。清人方苞、俞正燮等根据对《太史公自序》的理解,从《史记》中寻找司马谈遗文,开考证之先河。王国维根据《刺客列传》等三篇的赞中提到公孙季功、董生、他广、平原君子俱与“余”有交往,而此数人行辈“远在司马迁之前”,推测文中的“余”是司马谈。以顾颉刚为代表,后世学者据此认定司马谈作史,并不断推衍,持论也更加肯定。其实,此说立论的文献依据有问题:其一,《太史公自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其中的“先人”所指并非司马谈,而是世为史官的司马氏先祖和孔子。其二,“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只能是司马氏先祖和孔子“所次旧闻”,并非司马谈作史之断限,更非《史记》著述的目标。其三,即使《刺客列传》等赞中的“余”就是司马谈,也不能证实司马谈作史,而只能说明司马迁引父语入赞,班固著《汉书》即依此例。总之,“司马谈作史”说,因文献不足征,只可存疑,不能确定。     

学术创新源于浓烈的兴趣与执着的追求——钱亚新先生索引思想研究

钱亚新先生为我国现代索引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走上索引研究这条路除了受知友王君提问的启发以外,与早年的学习兴趣、社会环境的感染以及恩师杜定友先生的影响也有着密切的关系。钱亚新先生将自己的索引思想贯穿于相应的索引基本理论、索引史研究、索引实践、索引人才与索引教育之中。     

论穆旦诗歌的智性倾向

本认为穆旦诗歌的智性倾向得力于他对当时的中国社会，特别是对抗日战争的体验和哲学思考，他的诗中流露出的对自我的探索、生死观及其选择与承担，既与西方现代主义息息相通，又和中国现实社会密切相连。     

钱大昕的版本学思想及其考证实践

钱大昕在版本学方面有精深的造诣。在考察版本时,他既考察版本形式,又考察文献内容。他强调善本的重要,要求人们用善本来比勘通行本,以取得正确的认识。在重视善本的同时,他又反对抱残守缺,反对仅据一本就妄下定论。钱大昕是考据学家,他研究版本的目的是为了考证文献记载的错误,他注意以版本助考证,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由于有些善本未曾寓目,也使他的个别考证的精确性受到影响。     

贾府财经混乱积怨甚多是其衰败的深层内因

贾母在抄家后所散余资被誉为明大义，但其银额巨大，有来源不明之嫌。袭人晴雯都是从贾母处选派怡红院服侍宝玉的丫环，月例银却相差悬殊。几个姑娘并小爷的未来婚事有的将由贾母私支，有的父母支，有的官支。这诸多涉牵经济的举措都是大有深意的安排。究其根，盖由贾母等上层决策主政者在经济利益方面处置不公所致。积怨的结果是导致贾府由兴盛变衰败的深层内因，值得世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