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马迁与普鲁塔克人物传记中的历史比较

司马迁与普鲁塔克人物传记中的历史比较具有相同之处,即两者都紧紧围绕传记人物性格的同与异两方面展开,都具有比较发达的历史比较类型意识和明确而细致的比较观念;不同之处则在于,从比较史学的观点来看,普鲁塔克传记的重点是在比较认识的第一阶段———异中求同,侧重于表现传记人物性格的共性和道德理想性,因而其史学比较还局限于道德史学的范畴之中;司马迁则在异中求同的基础上,进一步在同中求异,因而列传中历史人物一方面能够同真实的历史联系起来,以展现历史的个性,突出地体现了传记的史学比较特色;另一方面也表明司马迁的比较史学思想突破了道德史学的桎梏,进入了探求历史规律———“成一家之言”的思想境界。造成这一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两者各自历史观念和世界观的不同。从现代传记史学观念来看,司马迁的比较史学观念更符合现代中西史学比较的发展趋向。     

管窥四库群臣的版本校勘学思想——以《四库全书总目》词籍提要为例

《四库全书总目》中著录了大量的词籍提要,它在选择和著录自《花间集》起至清初的一百多种词集的过程中,鲜明体现了编修者以宋词为美的词学批评思想,但也从另一个侧面间接表现了编撰者成熟的版本校勘学思想,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乾嘉时期的版本校勘学水平和特点。     

钱谦益与《绛云楼题跋》

钱谦益所撰《绛云楼题跋》不同于一般藏书家题跋,是研究钱谦益及明代后期文学的重要资料,也有助于考察清初的版本学研究。     

学人钱稻孙的图书馆履痕述略

钱稻孙是与周作人齐名的日语翻译和日本学研究大家,以日本文化研究称于时。他也在职业生涯中5度担任图书馆管理职务,尤其在抗战期间主政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长达6年,对整顿图书馆工作、维护馆藏以及保存、整理清华大学图书馆藏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战时的附逆,世人对钱稻孙在文化史中的地位多有不识。以时间为线索,价值无涉地呈现钱稻孙在图书馆行业的任职经历以及贡献,对于避免粗暴和简单化、客观评价学人钱稻孙应该具有意义。     

《史记》中的悲剧意蕴

士人命运的悲剧性是《史记》悲剧意蕴所在。士人命运的悲剧具有二重性,具体展现为三种形式:一种表现为士人自觉的臣服于客观环境,在名利的追求中丧失了人之为人的主体人格;一部分士人在客观环境和主体人格两者之间追求一种调和的存在,明哲保身;另一部分士人在客观环境的束缚中追求主体人格的独立存在和价值的不朽。他们共同表现为以君主意志和客观权势为主要内容的环境对人的主体意志的摧残。士人命运的悲剧二重性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人追求自我发展的无限性与客观历史发展进程的悲剧性冲突。     

孙过庭与项穆书学观念异同论

孙过庭与项穆的书论都是以＂中和思想＂为审美核心。以＂中和思想＂为主线,将两人书学思想作比较,分析二人书论中的＂同＂与＂异＂。孙过庭注重探索书法艺术中的奥妙,项穆则更强调书法艺术的翼卫教经之功用;孙过庭主张以短攻短来促进学书者自我完善性情,项穆则提倡学书者以长刺长来克制自己的性情;在书法形质上,孙过庭更注重＂骨气＂,项穆则主张书法应＂进退于肥瘦之间＂;孙过庭主张独立自主的鉴赏精神,而项穆则将书法鉴赏与人联系起来,意在归之于＂中和气象＂。     

不该被湮没的巴蜀作家：穆济波和他的诗词

穆济波（1892—1978）,四川舍江人,诗人、教育家。其文学成就与教育业绩,至今仍被湮没。其创作多以旧体诗词为主,且主张“快意尽言”。现以时间为序,辑其散佚之作,并发见其交游。对穆济波与秦德君二人的关系,也有转述和说明。     

论汉代史家之乐府观

《史记》与《汉书》,是汉代最具影响的两部史书,其中有关乐府诗的述论,成为司马迁与班固乐府观的直接反映。司马迁的乐府观,主要表现为对"前乐府"功能的注重、对"古者诗"与"诗三百"的称美、对"前乐府"文本整理的重视三个方面。班固的乐府观,则重点表现为首次对乐府诗进行了概念方面的定义,并由此勾勒出了乐府诗原生态的民歌特性,确立了其文学地位与文学价值。尤其是其中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八字,更是成为后人衡量与检验乐府诗的一条准律,影响深远。     

钱穆《秦汉史》评述

相较于《国史大纲》而言,钱穆所作《秦汉史》受到的关注要小得多,甚至钱穆本人对其亦一度未曾多加留意：一来此书未能终编,书中对东汉内容并无关涉,只能称为＂半部＂《秦汉史》;二来此书本不为读者而作,实为课堂讲义性质,故而不以史实叙述见长,而以思想文化为主脉贯通始末,对读者进行提纲挈领式的指引,其中诸多创见颇具启示性。     

沈辽的隐逸心态与池州地域文化之关系

归隐于池州之后,沈辽先前贬谪于永州的悲剧心态才得到了明显的改变,这与池州与永州地域文化的差异关系甚大。可以说沈辽心态由沉郁转向旷达,池州特有的地域文化起到了甚为关键的角色。他以选择隐逸池州为乐,而池州的九华山、秋浦、齐山．以及池州的地域文化带给了他潇洒自得的心态。他又仿效李白、杜牧等人,开凿了池州的左、右二山,不仅为池州的地域文化涂上了浓厚的一笔．而且使它们成为了历史长河中不可抹去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