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昕佚文及“地”字古音考

国家图书馆文津阁所存臧庸《拜经堂集》中收录清朝乾嘉时代经学大师钱大昕的一则书信，未见于目前已出版的钱大昕的各种文集中。书信篇幅虽短，但其中涉及到很多有价值的内容。包括钱大昕与臧庸等人的交游过程以及钱大昕关于“地”字上古音归部问题的观点等等。其中，钱氏关于“地”字古音归部问题的看法集中体现了他考求上古韵部的原则和方法，值得后人借鉴。     

“遥体人情，悬想事势”－－文笔在《史记》中的运用

笔是相对史笔而言的。司马迁撰述《史记》，既用史笔也用笔。史笔旨在考信去伪，直言录实；笔旨在拟虚补罅，饰词运事。笔在《史记》中的运用相当广泛，大抵体现于五个方面，即猎奇述异、夸张渲染、拟话代言、议论抒情和细节描写。笔的运用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它使《史记》在雄踞史坛崇高地位的同时，也迈进了多姿多彩、绚丽灿烂的学殿堂。     

发愤亦发奋也——也看司马迁《史记》的创作动因

关于司马迁《史记》的创作,大多研究者是持“发愤著书”的观点的。文章从司马迁创作的主观愿望和客观遭遇看认为《史记》的“发愤著书”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个人遭际的怨愤基础上痛定思痛之后思想认识的深化,二是希望有所作为的发奋著书的信念。     

钱谦益女性墓志铭的特点及其文化意义

本文考察钱谦益的女性墓志铭，从中分析其夫妻观、女性观以及表现方法上的某些特点，并据以探究其背后蕴藏的文化意义。钱谦益钟情于挚友性质的夫妻关系，反映出晚明文人渴求精神生活的舒畅，并且向往日常生活中无拘无束、和谐美满的身心自由。钱谦益弘扬女性的阳刚之气，鼓吹女胜于男的观点，则体现了他的政治焦虑和反思意识。钱谦益的自我抒情和借题发挥，以及顽固的尚古思想，使得他的女性墓志铭在颇具文学色彩的同时，又有难以避免的矛盾和弊端。     

走出司马迁"孔子删诗说"研究的误区

孔子“删诗”为司马迁所首倡,然而自唐代开始就不断有人提出怀疑。但由一系列考证可以推知:孔子确曾有“删诗”之举。前人提出的三点理由,都不能成立。据钱穆考证,鲁昭公二十年(前522),孔子三十岁,始授徒设教。若此论不差,则《诗经》的固定成书并具有权威当正是在这一时期。司马迁的“孔子删诗说”并没有错,乃是后人误读了《史记》。     

拜经楼主人吴骞的编辑刻书活动

主要记述清中叶东南著名藏书家、文献学家、拜经楼主人吴骞在收藏、整理古籍、刻书活动中留下的业绩,说明历史上大编辑出版家都是著述丰富的学者.     

史蕴诗文之心——钱钟书《左传》研究发凡

钱钟书先生在其《管锥编》中侧重挖掘《左传》的文学价值,本文旨在对其研究中关于"史"与"诗"之间辩证关系的理论内涵进行阐释,着重探讨《左传》对后世文学理论,尤其是诗歌理论的深远影响.     

钱钟书论文学的虚拟性

钱钟书认为"史有诗心、文心",这里的"诗心、文心"主要指涉的是文学的虚拟性。对此可以从其反复阐发的两个命题来理解:"诗可凿空";"文词有虚而非伪,诚而不实者"。对文学虚拟性的强调,凸显出钱钟书对文学主体性的认识,一定程度上构成对二十世纪以来以实证主义为代表的主流文艺社会学理论的一种反驳。     

司马迁研究的拓新与超越——评王长顺《先秦士人与司马迁》

《先秦士人与司马迁》一书,是一部论说先秦士人与司马迁较为详尽的专门论著。此书最大的特点是对以往研究观点有所超越。在研究内容上,把先秦士人与司马迁进行系统地研究,并从思想史、文化史的角度给予关照;在学术观点上,探讨了先秦士人理性精神与《史记》的创作宗旨的关系,研究了先秦士人史鉴教育传统对司马迁《史记》史学社会功用论的影响,深入系统地从先秦士人的道义传统思考司马迁《史记》的批判精神,并提出了具有现代意义的研究话题。论著自始至终贯穿着作者对先秦士人与司马迁研究的理性思考。     

1949年前张其昀的人际网络

张其昀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史地学家、教育家,他一生中与众多知识分子交往密切。柳诒徵是张其昀的良师益友,对他的影响非常深远。钱穆、张荫麟是张其昀一生的挚友,他们志同道合,共同创办《思想与时代》月刊,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任美鄂是张其昀的学生,二人经常一起出去考察,一起切磋学问,关系深厚。纵观张其昀1949年前的人际网络,他的好友均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感情,共同的志趣将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