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马迁与普鲁塔克人物传记中的历史比较

司马迁与普鲁塔克人物传记中的历史比较具有相同之处,即两者都紧紧围绕传记人物性格的同与异两方面展开,都具有比较发达的历史比较类型意识和明确而细致的比较观念;不同之处则在于,从比较史学的观点来看,普鲁塔克传记的重点是在比较认识的第一阶段———异中求同,侧重于表现传记人物性格的共性和道德理想性,因而其史学比较还局限于道德史学的范畴之中;司马迁则在异中求同的基础上,进一步在同中求异,因而列传中历史人物一方面能够同真实的历史联系起来,以展现历史的个性,突出地体现了传记的史学比较特色;另一方面也表明司马迁的比较史学思想突破了道德史学的桎梏,进入了探求历史规律———“成一家之言”的思想境界。造成这一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两者各自历史观念和世界观的不同。从现代传记史学观念来看,司马迁的比较史学观念更符合现代中西史学比较的发展趋向。     

钱谦益与《绛云楼题跋》

钱谦益所撰《绛云楼题跋》不同于一般藏书家题跋,是研究钱谦益及明代后期文学的重要资料,也有助于考察清初的版本学研究。     

学人钱稻孙的图书馆履痕述略

钱稻孙是与周作人齐名的日语翻译和日本学研究大家,以日本文化研究称于时。他也在职业生涯中5度担任图书馆管理职务,尤其在抗战期间主政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长达6年,对整顿图书馆工作、维护馆藏以及保存、整理清华大学图书馆藏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战时的附逆,世人对钱稻孙在文化史中的地位多有不识。以时间为线索,价值无涉地呈现钱稻孙在图书馆行业的任职经历以及贡献,对于避免粗暴和简单化、客观评价学人钱稻孙应该具有意义。     

《史记》中的悲剧意蕴

士人命运的悲剧性是《史记》悲剧意蕴所在。士人命运的悲剧具有二重性,具体展现为三种形式:一种表现为士人自觉的臣服于客观环境,在名利的追求中丧失了人之为人的主体人格;一部分士人在客观环境和主体人格两者之间追求一种调和的存在,明哲保身;另一部分士人在客观环境的束缚中追求主体人格的独立存在和价值的不朽。他们共同表现为以君主意志和客观权势为主要内容的环境对人的主体意志的摧残。士人命运的悲剧二重性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人追求自我发展的无限性与客观历史发展进程的悲剧性冲突。     

论汉代史家之乐府观

《史记》与《汉书》,是汉代最具影响的两部史书,其中有关乐府诗的述论,成为司马迁与班固乐府观的直接反映。司马迁的乐府观,主要表现为对"前乐府"功能的注重、对"古者诗"与"诗三百"的称美、对"前乐府"文本整理的重视三个方面。班固的乐府观,则重点表现为首次对乐府诗进行了概念方面的定义,并由此勾勒出了乐府诗原生态的民歌特性,确立了其文学地位与文学价值。尤其是其中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八字,更是成为后人衡量与检验乐府诗的一条准律,影响深远。     

钱穆《秦汉史》评述

相较于《国史大纲》而言,钱穆所作《秦汉史》受到的关注要小得多,甚至钱穆本人对其亦一度未曾多加留意：一来此书未能终编,书中对东汉内容并无关涉,只能称为＂半部＂《秦汉史》;二来此书本不为读者而作,实为课堂讲义性质,故而不以史实叙述见长,而以思想文化为主脉贯通始末,对读者进行提纲挈领式的指引,其中诸多创见颇具启示性。     

段玉裁及其《说文解字注》

作为清代著名的文字学家、音韵学家、经学家和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段玉裁在关于《说文解字》的研究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本文主要从其生平和代表作《说文解字注》进行略述,以求其他学者研究时起到抛砖引玉之效。     

钟嵘《诗品》“陶潜诗源出于应璩”说所受批评考论

钟嵘《诗品》将陶潜列入中品,且以为其诗源出于应璩,这一断语至宋以后颇受人诟病指责。实际上,钟嵘此说之所以会导致宋以后普遍的批评,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应璩诗颇多亡佚,后人不得窥其全貌;二是陶潜诗由晦而显,至宋而极,后人遂以为应璩不足以笼罩陶潜耳。     

论钱存训先生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影响

论文介绍了钱存训先生的生平事迹并阐述了其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贡献和影响.     

严元照生卒年考辨

严元照乃清代乾嘉时期著名学者,但长期以来,学界对于其生年、卒年一直有不同的说法.通过考察相关文献.可断定严元照生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卒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寿四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