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谦益《汤显祖文集》前后序之比较

钱谦益为汤显祖《玉茗堂选集》文集作序,后又将修改后的序言以《汤义仍先生文集序》为名收入《牧斋初学集》中.论文比较分析钱谦益前、后二序,观察他在行文、对汤显祖本人及其创作所持态度、对汤显祖古文的理解程度等方面的延续与发展,指出这种转变的出现主要与钱谦益自身学术、文学思想体系的渐趋完备而造成的为文心态的改变有关.     

从《林纾的翻译》看钱钟书的翻译思想

本文重点探讨了著名翻译学家钱钟书在其所著的《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所提出的"诱"、"讹"、"化"的翻译思想,以及其对于中西异质性语言文化之间的互解互译具有的理论上的实践意义。     

归有光非唐宋派考论

习见的各类文学史及相关论著中均将归有光划入唐宋派,但历史上对这一问题曾有过不同说法。从归有光的交往、文学主张及创作风格等方面去考察,很难得出归有光是唐宋派的结论。钱谦益过分夸大归有光与七子派的矛盾,有意淡化归氏与唐宋派之间的本质差异,此类误导应予澄清。     

文学阐释与心理分析 --钱钟书文学阐释思想研究之一

在钱钟书的文学阐释思想中,文学作品的"阐释循环"过程应包括心理分析,只有洞察"典型心理",才能更准确地理解字词的意义、了解作者的修辞、把握作品的宗旨、判断作品的内容。此种思想的依据是认定不同作者、不同时代甚至不同文化之间"心理攸同",这是钱钟书始终坚持的一个基本主张。钱钟书的这种文学阐释思想对于西方阐释学中关于"心理学解释"的争论具有启迪意义。     

司马迁创作主张刍议

司马迁在文学创作上力主的“抒愤” ,积淀着社会、历史和个人实践的丰富内容。其《史记》所抒之愤既是个人的 ,也是群体的 ;既有讥刺 ,也有歌颂 ,可谓真善美三者和谐统一 ,而抒愤的主要形式则是“隐约”。这一主张对后世文艺审美和文艺创作影响深远 ,后人继之 ,发展成为一种优良的创作传统和一种重要的理论     

论钱钟书的幽默观

钱钟书吸收各家幽默理论的长处而形成了自己较为合理的幽默理论体系 ,即在承认幽默主体具有高度的机敏和智慧并具备诱发幽默感的客体对象这两大前提条件下 ,从主体内心世界着眼 ,强调幽默是一种脾气、性格或心态 ,具体表现为具有高深修养的了悟世事人生的超越感或优越感和对人生、命运采用“一笑置之”的游戏或自嘲的态度。最理想而纯正的幽默表现为智者哲人的有会于心的微笑。幽默具有流动飘忽、变化不居的不确定性 ,不能固定为模式 ,因此不可摹仿和提倡。     

张厚生先生与钱亚新先生的学术交往

在中国图书馆学史上,张厚生与钱亚新两位图书馆学家的交往是不容忽视的一页。论文从相遇相识、学术通信、科研合作、日常交往等方面梳理了张厚生与钱亚新的学术交往,较好呈现了学术前辈提携培养后辈与学术后辈尊重学术前辈的学术承传和敬老的传统。他们之间的学术交往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司马迁创作心理刍论

从创作心理学的角度考察,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创作心理主要表现在:司马迁在创作中始终处于理性思辨与激情冲动交变的状态;作者将其强烈的功名心理处处显露于对历史人物的选择与刻画之中;《史记》在体现作者高度的实录精神同时,又鲜明地展示了作者主动以艺术家心态著史的特征。《史记》是司马迁伟大人格和人生价值的明证,堪称社会史诗与心灵史的完美结合。     

转型时期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兼评《先秦两汉文学与文化》

就运用的理论和使用的方法而言,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自己固有的民族心理、审美意识和传统研究手法来从事研究;第二阶段主要是运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第三阶段是兼取中西理论和方法之所长,以中国自己的现代理论、方法、体系来进行研究。杨兴华的《先秦两汉文学与文化》一书,体现着古代文学研究由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变的总体趋向,提出了一些很具启发意义和参考价值的见解。     

司马迁的生命意识、悲剧精神与《史记》的人文理想色彩

司马迁因其早期生命体验与融合儒道而形成的生命意识，弘扬一种超越于社会功利层面的理想主义精神追求。司马迁的受刑，既是社会的悲剧，也是个性的悲剧，遭受宫刑的人生悲剧玉成了《史记》悲剧精神的目的性、坚韧性与超越性；从而在这两个基础上形成司马迁超越于生死关系之上的价值观。忍辱著述的创作心态使《史记》带有浓厚的人文理想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