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唐“安重诲事件”的真相和实质初探

后唐天成四年（929）扎月,枢密使安重诲听说使者乌昭遇谒见吴越国王钱缪时舞蹈称臣,就上奏明宗皇帝李嗣源赐鸟昭遇死,并奏削钱缪王爵、元帅、尚父等官职,这就是学界所称的“安重诲事件”。此事件的真相是：钱缪上贡给后唐枢密使安重诲的礼物没有使安重诲满意,安重诲就诬陷钱缪不礼君命,进而怂恿唐明宗削夺了钱缪的官爵;其实质是后唐时枢密使的权力进入“枢密之权等于人主”阶段的典型反映;其施加给昊越国的影响是,此后的几十年中,吴越国尽可能诚恳和优厚地给朝廷重臣奉献礼物,从而加重了吴越国百姓的经济负担。     

悖论式思维与钱钟书文学创作

悖论式思维是钱氏把握世界与人生的整体意义的一种思维方式,钱氏运用它来揭示悖论,探索人生真相。还原生活本真。钱氏在文学创作中运用悖论式思维进行解构写作,呈现在文本语言运用、主旨建构及人物创设等诸方面。     

《声音文字通》声类考

《声音文字通》为明初赵谦花二十载写成的一部韵学著作,在当时影响颇大,受到学界重视。原书未及板行,学者罕知。今据现存《永乐大典》所采录的资料,对其声类进行考索研究。《声音文字通》的语音混切较为繁杂,基本代表了明初北部吴语的一些语音特点。     

钱穆和谐教育思想探析

著名历史学家钱穆1949年创办并主政香港新亚书院,15年间,其教育思想得以全面实施,培养了一批高水平的人才。文章从知识与人格和谐发展、身心和谐发展、个体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和谐一致等方面论述了新亚教育是和谐教育的成功样本,对今天高等教育改革有着启迪意义。     

浅析司马迁的民族思想

司马迁继承传统的民族思想,站在歌颂和维护汉代大一统的立场,以史家独有的眼光和方式,条理化民族一元的思想,首创少数民族列传,丰富了民族区分的标准,在民族发展及民族相处等方面都有新的见解,对后世民族思想及民族政策具有深远影响。但是,司马迁因时代的原因,其民族思想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论《史记》中的“梦”

《史记》中的做“梦”者,均为贵族,他们的梦,展示了错综复杂的宫廷争夺储君的斗争,暗示了政治权力的走向,反映了时代的思想局限。司马迁笔下的“梦”,力避暴力和诡秘,大多平和而富有寓意。“梦”是司马迁写人的一个有力工具。     

钱大昕的诗与史学

作为一代史学大师，钱大昕的诗作总是透露出浓厚的史学趣味，他在经史方面的知识积累及思维习惯，影响到了他的诗歌创作。他以史品诗，由“史家三长”引申出“诗学四长”，以惩恶劝善的史学功能观倡导通过诗歌来进行社会教化，主张诗作敦厚古朴。他用考据家和史学家的眼光训释注疏诗作、品评诗歌内容，主张以学为诗。同时，钱大听还以诗论史，他的怀古咏史诗总是表现出史学家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在“明体致用”的治学宗旨指引下，他的诗作还有因古鉴今，关心现实的特点，严密考订的史学方法在他的诗歌中也有表现。钱大昕诗作的主要价值不在于抒发内心的喜怒哀乐，而在于含经咀史、评史论经、诗史互证，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海盗与海洋社会权力——以19世纪初“大海盗”蔡牵为中心的考察

海盗问题是伴随着海洋社会发展而滋生的社会现象。在王朝的政治权力话语中,并没有海洋社会的概念,官府把失去控制的海洋社会群体指为海盗,而海盗的行为则被民间和部分海商所接受,成为维持海洋经济、海洋社会运作的必要条件。民间的海洋"违法"行为在官方可控的范围之内,海洋社会秩序就处于平衡与和谐状态,反之,社会将产生激烈的震荡与分裂。19世纪初,"大海盗"蔡牵所代表的民间海洋社会权力及其控制海域的行为,正体现了官方与民间对这一问题的二重表达。     

钱钟书的“两柄多边”隐喻理论

钱钟书对于认知隐喻和修辞隐喻极为重视,他在《管锥编》中提出了隐喻的“两柄多边”理论。他区分了喻体的功能和性质,并且强调喻体可以具有两种相反的功能,可以具有多种不同的性质,这对修辞学理论具有杰出的、独特的贡献。     

新颖独到的研究视角通脱达观的理性思考——王长顺新著《先秦士人与司马迁》评介

王长顺先生的《先秦士人与司马迁》是司马迁和《史记》研究的又一力作。该论著所表现出的“新”、“博”、“谨”、“通”等特点,即新颖独到的研究视角、古今中西资料的有机结合、严谨务实的研究态度、通脱达观的理性思考,向我们昭示了一位创新型学者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和学术品格,给我们文学研究者以诸多学术启示,从而将文学研究引向了更为广阔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