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该被湮没的巴蜀作家：穆济波和他的诗词

穆济波（1892—1978）,四川舍江人,诗人、教育家。其文学成就与教育业绩,至今仍被湮没。其创作多以旧体诗词为主,且主张“快意尽言”。现以时间为序,辑其散佚之作,并发见其交游。对穆济波与秦德君二人的关系,也有转述和说明。     

钱穆《秦汉史》评述

相较于《国史大纲》而言,钱穆所作《秦汉史》受到的关注要小得多,甚至钱穆本人对其亦一度未曾多加留意：一来此书未能终编,书中对东汉内容并无关涉,只能称为＂半部＂《秦汉史》;二来此书本不为读者而作,实为课堂讲义性质,故而不以史实叙述见长,而以思想文化为主脉贯通始末,对读者进行提纲挈领式的指引,其中诸多创见颇具启示性。     

从石屏纳入中央王朝版图看秦汉中国的天下观变局

石屏(汉代的胜休县)在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被纳入到中央王朝的版图中。但在极短的时间内,这一地区便被纳入《禹贡》九州之一的梁州范围内。这一现象,不仅仅是单纯的托古比附问题,而是由秦汉大一统的发展趋势所决定的。这种趋势在思想上,便是当时人们的天下观念,在先秦便已萌芽,到秦汉时发生剧烈变革,由文化认同向实际政治控制转变。在以后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这一变革在新征服地区的人们心中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对塑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起到了重要作用。     

沈辽的隐逸心态与池州地域文化之关系

归隐于池州之后,沈辽先前贬谪于永州的悲剧心态才得到了明显的改变,这与池州与永州地域文化的差异关系甚大。可以说沈辽心态由沉郁转向旷达,池州特有的地域文化起到了甚为关键的角色。他以选择隐逸池州为乐,而池州的九华山、秋浦、齐山．以及池州的地域文化带给了他潇洒自得的心态。他又仿效李白、杜牧等人,开凿了池州的左、右二山,不仅为池州的地域文化涂上了浓厚的一笔．而且使它们成为了历史长河中不可抹去的痕迹。     

论秦汉时期黄河流域的“竹林”多为“经济作物”——兼评王子今、陈业新两位先生的争论

对于秦汉时期黄河流域的竹林究竞是“经济作物”还是“自然植被”,王子今和陈业新两位先生有着不同的意见。秦汉时期黄河流域仍有自然生长的竹子,但大部分竹林已是经济作物。这些作为经济作物的竹林并不是从江南地区移植过来的,而是自然之竹在人口压力和人们的书写需求刺激下自然而然转变成的。从秦汉时期黄河流域的“竹林”由“自然植被”转变成“经济作物”的原因与过程以及关中地区竹子仍大范围生长的事实皆可见当时黄河流域的气候要比现在温暖湿润。     

从里耶简看秦代文书和文书工作

里耶简的出土,为人们了解秦代的文书格式、县丞(守丞)的文书职能和文书管理等方面的工作,并进一步研究秦代的文书和档案工作提供了可能.     

先秦诸子和刘勰对文本语境的认识

先秦诸子和刘勰等我国古代思想家及写作理论家大多是以朴素的辩证观、系统观为指导认识写作现象的,因此,他们虽然没有提出现代“语境”这个概念,但他们对语境的认识已相当全面、深刻,与现代语境理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现代语境理论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了写作理论向古代写作理论的辩证观、系统观的复归是历史的必然。     

先秦儒家智慧观念初探

哲学不仅追求智慧，而且要对智慧本身加以反思。在中、西哲学的早期发展阶段，对智慧的追求和反思已有了明显的差异。从比较的角度看，孔子开创的儒家经孟子、荀子的发展，围绕着仁知、知智关系，多方面拓展了智慧观念的内涵，并贯注了人意识和伦理精神，从而体现了先秦儒家人智慧的民族特色和历史价值。     

跨文化视角中的《花木兰》

美国迪斯尼版《花木兰》上映后在美国和中国的反响大不相同,是由于两国的文化价值观不同。中关两国文化价值观念在人性、人与自然的关系、时间取向、活动类型和人与社会的关系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美国版《花木兰》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木兰诗》在两种文化体系中产生的解读结果正好在同一题材上体现了中关文化中价值取向的差异。     

论秦汉时期的保辜制度

保辜制度是我国古代的一项旨在保护人身伤害事件中的受害人的利益、追究加害人责任的刑事法律制度。它的起源很早,秦汉时期的正史记载很少,但出土的简牍中却有一些记载,使我们对秦汉保辜制度有了一定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