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社会传闻盛行的信息环境因素说略

晚清时期社会传闻盛行，是非常醒目的事实。其原因是复杂的，而信息环境的影响因素不失为一个重要方面。从官方层面、民间层面以及两者间的信息沟通，从新型传媒(主要是新式报刊)的信息传播情状乃至整体的社会信息环境看，都存在着严重缺陷。这不啻成为促使舆论畸变、传闻盛行的病榻。     

清初苏努家族信仰天主教探析

苏努家族身为满清皇族却几乎举家信奉天主教,其家族命运的转折也与天主教颇有关系。在遭贬流放前后苏努家族的信仰状况有很大变化,大致可分为未入教、主动入教和被动入教三类。影响其家族信仰选择的因素主要有生活处境、知识构成、政治考量、传教士的介入等。苏努家族的多元信仰是家族成员主动或被动寻找精神归依、实现精神救赎的结果。     

鸦片战后清朝统治者对外国侵略者的态度和心理

鸦片战后清朝统治者对外国侵略者的态度和心理是复杂和矛盾的。这些复杂和矛盾的心理对清廷的内外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致使清廷的内外政策也矛盾重重 ,清廷矛盾重重的内外政策不可能把中国带上富强之路     

清代台湾通事考论

通事是清代处理台湾汉番关系的重要纽带之一，它的权力及其管辖范围随着番民的汉化、汉番交往的增多，以及清政府对通事地位认识的不断加深而逐渐扩大。尽管通事制度存在许多弊端，但通事对于清政府理番、汉番关系以及番族自身的进化均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载沣集权政策与清末政争

清末最后三年，载沣采取集权政策，将中央和地方权力收归到自己及其亲信手中，从而引发清廷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斗争。这场政争的性质不是单纯的满汉之争，而是对清末预备立宪领导权的争夺，是预备立宪的缓进和急进之争。政争对清末宪政运动的进程和清朝的灭亡都产生较大影响。     

唐文治与清末商政

清末“新政”时期,唐文治以朝廷倚重的“干员”身份参与新立商部暨农工商部的商政变革。他通过拟上奏折,借助朝廷推力加强各地实业兴办的筹划和管理;通过促设商会,借助民间结社厚聚推动民族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通过创办实业,借助经济实体的样板作用以开全国风气之先。他的所作所为的时代意义,有助于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民族资本经济的发展、国家经济利权的保护。然而正值自己政坛事业如日中天之际,他却与朝廷作了彻底的“买断”,由此留下一个值得后人探研的课题。     

清末新政中清政府与袁世凯实施措施的比较

庚子之变尚未结束,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就开始推行"新政",希望借此挽救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清廷。这次"新政"包括对官制,兵制,工商业等方面的改革。新政困难重重,在资金,人才等方面都有严重困难,所以并没有取得显著的成果。而整个"新政"中成绩最好的无疑是袁世凯的"北洋新政"。从1901年11月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到1907年升任外务部尚书兼北洋大臣,前后六年间,直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工业,农业,教育,金融,军事等都走在全国前列。这也是袁世凯日后权势日重,声望日隆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两次新政同时进行,所采取的政策,指导思想等也均相同或相似,但是结果却差距很大。因此希望通过对二者的比较,更清晰地了解当时的历史。     

任道与任事——关于明清之际士人的一种姿态的分析

积极的政治参与，是有明一代士风的重要面向。这种风尚有其制度的以及朝廷律令方面的根源。本文着重考察的，是参与抵抗的士大夫于明亡之际的姿态，尤其其中承当事任者的勇毅，他们践履此道、以任事为任道的热情。本文分析了其时承当事任者不同的目标意识，尤其强调某些士大夫当此危机时刻依然持守的非惟功利的目标追求——亦可佐证同一时期经世取向者的不同思想根底与境界。     

试论明清之际的尊情思潮

明代自嘉靖之后,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市民阶层空前壮大,人们的价值观亦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于是文学界广泛兴起了一股尊情思潮。文章通过阐析明代汤显祖的"至情"说、冯梦龙的"情教"说和清代傅山、袁枚的唯情主义,以期揭示这一思潮产生的历史语境、内在本质以及功用价值。     

明清徽商妇社会分工的商品化倾向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愈益繁荣,商人阶层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士农工商”的传统阶层界限被逐渐打破,商人享有的权利比以往更广泛。徽州作为传统中国社会的一个典型的区域,随着徽商活动领域和范围的不断拓展,家中日常琐事几乎都由徽商妇人来完成的。同时,徽商妇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不再仅仅是传统的家庭角色,男耕女织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她们与商品市场联系更加密切,其劳作的各方面都受到市场需求的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