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栖霞寺基岩及溶洞特征研究

由于零星岩溶塌陷等地质灾害威胁了栖霞寺的安全,运用高密度电阻率法和α卡2种方法研究了栖霞寺基岩面变化情况、构造分布和溶洞区域分布情况。研究结果表明,栖霞寺内第四系厚度在0-25m之间,厚薄不均,基岩面起伏较大,勘查区出现由断层导致的异常低阻带和土氡异常带,溶洞主要发育区呈现为北东向的长条状区域。     

越南京族庙会民间演唱活动研究——基于汉喃文献资料考察

庙会是越南主导民族——京族（又称越族）的村庄最重要的活动。这种演唱活动包括祭神与演唱两个部分．是越南京族历史上最有价值的。从越南古代文献（用汉字与喃字写作的书籍）探讨庙会民间演唱活动的来源（满足个人日常休闲要毒!为公共仪式服务,宫廷艺术平民化）、类型（亭门歌,演戏）功能以及它在越南“榕树、水井、亭所”的位置。     

庙会文化与西安鼓乐传承

西安鼓乐在历史传承中,民俗活动表现突出的庙会鼓乐活动是不可忽视的传承途径。源远流长的庙会文化生活,为西安鼓乐增添了传承的活力,增加了鼓乐艺人习乐的动力,成为西安鼓乐主要的表演场所、展示才艺、助兴表演的地方。庙会文化活动对西安鼓乐传承起了重要作用。研究庙会文化,对于探讨西安鼓乐获得生存和继续传承的活力,推进西安鼓乐的研究等,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河湟回藏贸易与寺院城镇的兴起

清末民初,由河湟回族主导的回藏贸易得到了长足发展,城镇商业网络得到恢复并进一步扩大,把安多藏区也纳入到商业网中,促进了河湟寺院城镇的兴起,这是寺院城镇兴起的根本动力;寺院城镇在河湟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中有着特殊的历史功能。     

民俗文化中的天津天后宫

始建于元泰定三年的天津天后宫是妈祖文化在北方传播的中心,是天津民俗文化的典型代表。地理位置与漕运是妈祖落户天津的主要原因;其次,宋元明清各朝数次的加封,无疑加快了天后信仰的传播。天津的皇会在妈祖本土化的过程中起到直接推动作用,民俗传承的功利性选择决定了天后宫的庙貌延革。     

民间信仰与乡土社会整合——以赣南长布村庙堂为例

赣南民间信仰形态多样,内涵丰厚,以村庄庙堂为中心的民间信仰,通过理事会成员的平等推选以及各项宗教活动的共同参与,使得乡土社会得以整合,乡土社会也为民间信仰的存续提供了基础。伴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民间信仰开始式微,乡土社会也在调适中变迁,两者都将面临一场重大的考验。民间信仰与乡土社会互构共生,两者的发展与衰败将是一体的过程。     

山西碛口黑龙庙山门戏台声学问题初探

山西临县碛口古镇黑龙庙的山门戏台具有“窑洞内外不一样”、“戏台唱戏不费力”和“山西唱戏陕西听”的奇妙声学效应。通过实地考察,运用声音的直射、反射、共振等声学原理,从声源、声音传播和接收三个角度对黑龙庙山门戏台的声学效应进行探讨和分析。文章认为“窑洞内外不一样”是庙院内窑洞对声音的汇聚、共振及扩散传播的表现形式,“戏台唱戏不费力”是庙院内声音混响的反映,“山西唱戏陕西听”是庙院声音在庙院结构及其环境等因素综合作用下形成的声学效应。     

百灵庙自治运动的起因再研究

中央设省置县和开垦蒙荒的政策是百灵庙自治发动的根本原因.百灵庙自治的推动力量不是以德王为首的几个封建王公,实则是支持德王发动自治的蒙古青年知识分子.以上三个因素是内部原因.至于外蒙古被俄占,东蒙被日占,面对日本西进之势,西蒙为自救而发动自治.该运动受外蒙古人民共和国、伪满洲国及其境内伪蒙古自治的刺激.以及国民政府应付内外危机,无暇顾及内蒙,这为内蒙自治提供了契机.这三个因素是外部原因.     

太平天国毁灭偶像政策的由来及其影响

为了确立独尊上帝的局面，太平天国严禁偶像崇拜，并由此掀起了一场狂飙式的毁灭偶像运动，在起义立国初期，太平军一直处于流动作战的状态，因而毁灭偶像的声势不大，波及范围有限，建都天京和进军苏杭后，该运动相继形成了两个高潮，洪仁Gan、李秀成对该激进政策稍有意见分歧，主张对庙宇寺观禁而不毁，但无力左右局面。因此，该政策便与太平天国的兴亡相始终，成为太平天国对待偶像崇拜的一个主导政策，然而，此举并不具有破除迷信，排斥一切神灵的意义，其实质依旧在造神，区别仅在于以一神替代了众神，尽管它在初期极大地改变了太平军的精神面貌，但其所孕育的宗教激情最终仅是泡沫现象，另一方面，由于该政策既有悖国情民心，同时又过于简单粗暴，所以民间始终没有心悦诚服地接受上帝信仰。相反，却在心理上拉大了与太平天国政权之间的距离，此外，该政策带有很强的盲目破坏性，致使江南为主体的宗教建筑和名胜古迹蒙受了一场空前浩劫。     

社会性别视野下的庙会与客家妇女——以赣州水东镇七里村仙娘庙会为例

运用社会性别理论,对赣州水东镇七里村仙娘庙会进行分析,揭示客家乡村妇女的性别特征,剖析庙会与妇女社会性别形成的关系。认为庙会是性别文化的一种表征,庙会文化参与了妇女社会性别的建构。客家乡村妇女的社会性别具有较强的传统性和保守性,妇女缺失公共空间的话语霸权,私领域主动权的获得与其对家庭的贡献成正比,妇女主体身份的自我认同性较强。转型期的庙会成为重塑地方性别文化和维持客家乡村社会和谐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