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手到诤友：鲁迅瞿秋白关系之新解——从“奉旨申斥”谈起

本文从分析太阳社、创造社＂奉旨申斥＂事件开始,依据所能见到的材料,仔细追溯了鲁迅与瞿秋白从＂五卅＂到＂左联＂期间的龃龉和友谊,认为鲁瞿关系呈现为一种不平静的动态过程,即从富于敌意的对手转换为很有原则性的诤友。同时,为了便于理解,本文还梳理了瞿秋白与太阳社、创造社的关系,与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关系及其极左思想的来源和一贯性,也分析了鲁迅的心理活动。这种探讨对重新审视鲁瞿在＂革命文学＂论争中和对＂自由人＂、＂第三种人＂论争中的角色与地位问题,很有意义。     

北宋麟、府、丰三州归治河东路原因探讨

北宋至道三年(997年),朝廷为加强对敌方的控制,将麟、府、丰三州归治河东路。这一措施的旅行,主要是由于此地区特殊的军事战略地位、丰富的战马资源以及朝廷采取犬牙交错的治理原则的结果。     

吴若本《杜工部集》研究

吴若本《杜工部集》是较早的杜集定本,清初钱谦益《钱注杜诗》曾以之为底本,然其原本已经佚失。洪业在《杜诗引得序》中对吴若本的真伪提出十点质疑,并最终认为吴若本并不存在,乃钱谦益伪造之本。此后张元济又提出,商务印书馆1957年影印的《宋本杜工部集》乃是吴若本。受其影响,洪业也改变了最初的观点,承认此本确为吴若本。不过这个观点经过此后学界的反复讨论,最终被确认是错误的。吴若本虽已散佚,但仍可从《钱注杜诗》中探寻其概貌。该本保存了南宋初年杜集编纂的原始面貌,具有珍贵的文献版本价值。     

论汉代试赋对汉赋创作的影响

西汉政府便开始以辞赋取士,但大规模以辞赋取士现象却出现于东汉后期灵帝时期。灵帝时期以书画、辞赋等大规模取士的鸿都门学,是非定期性的,亦是无遴选性的,故鸿都门学以辞赋取士是非制度性的。但对后期科举以赋取士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可视为后代诗赋取士制度的滥觞。汉代试赋对汉赋创作的影响,是一个由刺激创作消费到阻碍创作消费的过程。     

魏晋“寡妇赋”的创作特色及其文化内涵

魏晋时期,女性题材的赋作得到大量的抒写;女性角色呈类型化趋势,如思妇、怨妇、去妇等其中最为特殊的奠过于寡妇角色的抒写。其特殊性一是表现为写作主体的不同．二是其写作时间集中在魏晋时期。魏晋已降则不见蛛迹。立足其特殊性．逐层分析魏罾“寡妇赋”的创作特色。探究兴盛于魏晋之缘由,展现出文本丰富的文化内涵。     

《登徒子好色赋》的“好色”所指与讽谏旨归

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是假设登徒子之词,讽谏楚王好色之作。作品以宋玉与东家之了、登徒子与其妻、章华大夫与采桑女子等三个事例,说明了好色与不好色的行意差异。并在比较中强调了"守德""守礼"的男性自律操守,从而于言词之外,寄寓了希冀楚王"守德"自律的讽谏旨归。     

王国维视域中的周邦彦词

一个诗人的成就大小、风格特征本质上是后人对该诗人的接受。不同的视域会有不同的接受,产生不同的评价。王国维视域中的周邦彦,是一个如诗中杜甫的集大成者。周邦彦以其抑扬顿挫的格调,发展了柳永、张先的慢词,形成了浑厚、典雅、缜密的艺术风格,开了南宋姜夔、吴文英格律词派的先河。杜甫是唐诗的"集大成"者;周邦彦是宋词的"集大成"者,王国维称之为"词中老杜",两者类比,备受学术界的关注,亦颇受质疑,多有误解。作者试图通过对周词题材、语言、音律、风格,以及多用典故、善创新调等多重角度分析,阐释王国维该评价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论述王国维视域中具有"老杜元素"的集大成式的周邦彦词。     

韩少功的寻根小说与巫诗传统

屈原在湘楚文化的土壤上以其充满传奇色彩的文学世界,开创了巫术与文学相结合且以浪漫主义为核心的巫诗传统;这一传统在韩少功的寻根小说中得到发展。韩少功的寻根小说通过魔幻世界的构造,歌舞氛围的渲染和巫楚文化的显现三方面横向拓展了巫诗传统的内涵,又在纵向上延续了屈原、沈从文的文学传统,再现了这一传统的发展轨迹,使得这一传统在中国文学长河中得以复苏和发展。     

论贤人失志与汉魏六朝的禽鸟赋创作

楚辞的比兴手法在汉魏六朝文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禽鸟赋中的一些作品更是如此。作家通过禽鸟意象寄托自己的生平遭遇,以慷慨悲凉、怜悯哀怨为情感基调,体现了物我为一、情景交融的特色。     

论傅山诗歌“古朴奇拙”的艺术风格

傅山是明末清初著名的遗民、书画家、诗人。他的高尚和刚直的性格加上遭遇明清鼎革、国破家亡的经历,使其诗歌多表达奇崛和磊落的心曲,而显现出一种"古朴奇拙"的特征。傅山诗歌表现出的"古朴奇拙"的特点是同当时的美学风尚相契合的,而且这也是傅山反奴性、反对媚俗思想的体现,是社会环境与个人思想在诗歌中的统一和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