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唐书《杜甫传》看杜甫诗学地位的变化

杜甫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集大成的诗人,他的诗对后世影响巨大,被后人尊为“诗圣”。他的诗歌被接受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而宋代则是一个关键时期。他的诗在唐末五代已颇有影响,到宋代则形成了一个学杜的高潮。通过《旧唐书.杜甫传》和《新唐书.杜甫传》的比较,可以看出杜甫诗歌接受从唐末五代到宋代的变化过程。     

杜浚与屈原

在中国诗歌史上,杜浚最尊屈原,认为屈原开创了中国诗歌"缘嗔而作"的优良传统,而屈原之后动人心魄的优秀作品也无不是"缘嗔而作"的.屈原自称其诗歌乃"发愤以抒情",即杜浚"缘嗔而作"说的理论根源.在杜浚看来,"风骚"传统的核心是"真",凡是继承和弘扬了"风骚"传统的杰作都是"真诗".他洞察诗坛积弊而忧患诗道遂亡,乃睥睨一世、疾言厉色地诋诃昧者,振臂大倡为诗首要在于"真"的"贵真说".     

从期待视野看严复翻译的《天演论》

姚斯的＂期待视野＂理论对翻译的启示是,为了使读者接受自己的译本,译者在翻译中必须关照读者的期待视野。基于对晚清时势下读者特定期待视野的关照,严复在将Evolution and Ethics翻译成《天演论》时,通过改写、删削、省略、增加等方式,强化了译本对当时中国读者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怀的呼唤。因此,严复的译本激发了当时读者的积极响应,成为和读者期待视野近乎完美融合的典范之作。     

方回“晚唐体”观再审视——兼疑钱钟书先生的“融合两派”说

钱钟书先生于《谈艺录》一书中提出了＂虚谷欲融合两派,统定一尊＂的观点,此观点主要基于方回《瀛奎律髓》中＂学老杜自贾岛入＂一说。文章认为,方回对四灵诗派奉为＂二灵＂的姚合、贾岛评价有异,贾岛在方回的诗学理论体系当中有着特殊的位置。据＂学老杜自贾岛入＂推断方回欲融合江西诗派与晚唐体诗派,此论有待商榷。     

“客家”称谓之始与永安社会——以清初屈大均《永安县次志》为中心

随着客家研究热潮的兴起,对于"客家"名称的由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直接影响到客家社会文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以康熙二十六年广东著名学者屈大均所编《永安县次志》为中心,结合当地族谱等民间文献,讨论"客家"称谓之始与当时永安的客家社会;认为《永安县次志》所提"客家"是至今所见最早的文字记载,所载围楼、风俗等,与梅州地区大同小异;研究明末清初的永安社会文化的发展与变迁,对于研究客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唐代镜赋论

唐赋创作繁荣,近些年来,对唐赋的研究渐渐升温,但对器用物品入赋的现象较少关注。唐代镜赋创作数量多,质量高,内容丰富、主旨取向、艺术手法都有开拓和进展,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文化意义。唐代镜赋的主旨主要为：赞颂君主之仁德;歌颂君子之美德;抒发赋家＂自我＂之情思。在艺术上的独特之处为：风格的雅正;＂体物＂的回归;视野的阔大;对比烘托的手法、双起双收的结构。儒家视镜为正德修身的象征,道家视镜为＂道＂的体现者,道教更视镜为神异的宝器,镜赋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文化观念、社会风俗及制造工艺。     

试析杜甫现实主义“骨”诗中的仁爱情怀

杜甫作为典型的儒家知识分子,其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爱国主义精神、忧国忧民的思想,永不衰退的政治热情。以饥寒之身而怀济世之心,尤以其＂骨＂诗的精神尤为突出,其对仁爱做出的生动而深刻的诠释引起了后人极大的心灵震撼。     

从《文选·赋》“物色”类看先唐物色赋的结构类型——《文选·赋》“物色”类研究之五

从物我关系的不同处理方式考察,《文选.赋》"物色"类所录作品与先唐其他物色赋的艺术结构类型大体有以主观意绪结构全篇和以对象的空间布局结构全篇两种。《文选.赋》"物色"类所录作品全为以主观意绪结构全篇,部分先唐物色赋以对象的空间布局来结构全篇。从艺术审美的角度言,以对象的空间布局结构全篇的物色赋,缺乏激动人心的感情力量,并不是成功的作品;而以主观意绪结构全篇的物色赋,则具有永恒的艺术生命力。《文选.赋》"物色"类所录全为以主观意绪结构全篇的作品,充分说明了萧统不一般的艺术眼光。     

不学博依,不能安诗——论古典诗文创作中的博依技法

不学博依,不能安诗.博依是诗歌创作的一种技法,它可溯源到先秦诗文理论家所谈论和使用的言说及表达方式:比物丑类.它与<诗经>的表现手法赋比兴有着密切关联.博依在诗文创作中广泛使用,会使诗文文义被遮蔽,但是诗文创作中又不能缺少博依手法,它能形象化地表情达意.     

高阳县北方昆曲艺术研究

昆曲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剧种之一,中国的昆曲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首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高阳县北方昆曲被河北省人民政府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高阳县北方昆曲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积淀,对高阳县北方昆曲的研究,有利于保护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有利于中国民族文化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