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词语札记

本文就<世说新语>中"忧""勃""至""故作"句读和"兵"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沈剑知等认为惑溺3刘注"忧爱"之"忧"当作"抚",笔者不同意,笔者认为"忧"有"爱"义.关于文学53条"勃",方一新认为义为"言辞精彩纷呈",本文举例证成其观点.有学者认为简傲4条"故作"应属下连续,笔者认为当从余嘉锡等属上,并认为此系"文中自注"或刘注阑入正文所致.有学者认为德行47条"思至"为动补结构,笔者认为不对,"至"作为修饰性词语,一般置于形容词之后,而非名词之后.关于方正58条"兵",笔者认为系詈语,并从历史角度加以分析.     

吴兴沈氏与刘宋皇权政治

吴兴沈氏的出现是江南士族正式登上南朝政治舞台的标志，在刘宋强化皇权的斗争中，沈氏人物沈演之，沈庆之，沈攸之我不置身其中，而沈氏家族的政治地位也由最初的君主私人亲信的身份向“王朝之臣”转化，南朝四代，沈氏累世贵显的地位由此奠定，沈氏家族的崛起与南朝皇权政治的复归息息相关，同时也反映了南朝历史中南方因素的加强。     

"势必"的词汇化

语气副词“势必”由非词的分立的句法单位词汇化而来。在古汉语中“势”与“必”共现有四种句法类型:其 “势必” VP;主语 “势必” VP;小句 “势必” VP;“势必” 小句。在这四种句法类型中,“势必”为副词的形式标志有三个:“其势必”中的“其”由指示代词转向人称代词;“势”的实指义虚化;“势必”居小句首表示一种主观态度。根据上述标志,“势必”作为副词形成于魏晋南北朝与唐宋时,完全成熟于元明清时期。其词汇化的主要因素是“势”的意义虚化,与“必”融合为一个复音副词。     

洪秀全妇女思想之"耶儒合流"——以"一言两书"为例

《劝世良言》、《钦定旧遗诏圣书》和《钦定前遗诏圣书》对洪秀全思想影响巨大,洪秀全"男女平等"思想、禁止奸淫妇女和反对淫乱思想、"为妇之道"思想、多妻制思想、对待女奴婢的思想以及妇女贞节观皆同这三本书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它们是洪秀全"耶儒合流"思想的主要来源.但从实质上看,洪秀全的妇女观仍然是中国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观,而且在西方上帝的宗教招牌下有过之而无不及.洪秀全不可能具有男女平等的思想.     

两宋词坛的东坡论

本文考察两宋词坛对东坡词的论评,认为北宋词坛对东坡词非多誉少,南宋词坛对东坡词褒多贬少,延宕到南宋末,则表现为抑扬相共,词论在东坡论中已超出了单个词人词论的意义,显露出后世词学理论发展中词派梳辨之端倪。     

浅谈《马氏文通》与现代汉语词类划分标准之比照

纵观汉语语法发展史,将《马氏文通》确立的词类划分标准与现代汉语的词类划分标准相比照,结果发现马建忠提出的词类划分标准,即以意义和句法功能为标准,至今仍是现代汉语划分词类的主要标准。由此可见《马氏文通》确立的汉语词类体系及词类划分标准具有相当的科学性。《马氏文通》在汉语语法史上的重要影响亦可见一斑。     

正始文学与后正始文学

以高平陵事件为分界的正始时期和后正始时期，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历史阶段。因此，在两种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正始学和后正始学，不论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艺术上都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风貌，是不能混为一谈的。以何晏为代表的正始学，其成就虽比不上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建安学，也比不上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后正始学，但它在学史上也留下了自己的印迹，并对两晋坛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尽管有些影响可能是负面的。     

《明经世文编》编纂群体之研究

在明末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以陈子龙为代表的一批有识之士，在强烈的经世意识的驱使下，聚集松江，共同编纂了《明经世文编》，对时人及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围绕《明经世文编》的编纂，出现了一个颇具时代的地域特色的编纂群体－主要成员均为江南松江人士，具有较高的文化层次，多为社会、文化领域的活跃分子，并具有强烈的经世意识。通过地该群体的构成及其活动的考察，我们强烈地感受到《明经世文编》在当时社会的影响，以及时人的经世意识,并从一个侧面审视那个时代，审视江南一带的区域社会特性。     

现代汉语的“那是”分裂句研究

像＂坚持那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这样的句子具有强调特征,从形式上看是一种变式分裂句,从功能上看是一种焦点表达式。＂那＂指代一个抽象的范畴,＂那是X＂近于一个固定的结构,类似于英语分裂句常用的＂itisX＂结构,但既能标记对比焦点也能表达自然焦点。＂那是＂与普通的＂是＂字焦点句都是焦点表达式,但受汉语结构特征的制约,使用频率不是很高。     

论苏轼的俳谐词

苏轼生性风趣幽默 ,其“无意不可入 ,无事不可言”的创作作风开辟了俳谐词新的审美境界 ,带来了北宋词坛俳谐词的繁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