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基还是税率？不同税收激励与企业研发创新

   创新的公共产品特性和金融市场失灵是影响企业研发创新的两个重要因素,前者可通过税收激励来调节,而后者产生的主要原因是融资约束。本文基于2010—2017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融资约束视角采用双固定效应模型、动态回归模型、负二项回归模型等方法研究了税收激励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税收激励对研发投入强度具有正向促进效应,而且税基优惠的促进效应大于税率优惠,但税收激励对研发创新质量的促进效应不足。融资约束对研发投入强度影响显著为负,税收激励可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研发投入强度,其中税基优惠主要有利于缓解内部融资约束,税率优惠更有助于缓解外部融资约束。文章最后提出应关注每项税收激励政策有效性、提升创新质量等建议。     

智慧城市能够提高企业创新投入吗？

智慧城市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物,智慧城市建设离不开城市中创新型企业的发展。以智慧城市第一批、第二批及第三批试点为自然实验,采用多点DID法检验智慧城市试点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从政府补助、税收优惠等方面研究智慧城市影响企业创新的渠道。结果发现,智慧城市试点具有创新溢出效应,当城市被认定为智慧城市试点后,注册地企业的创新水平会显著提升。提升的渠道是：智慧城市试点之后,城市加大了政府补助、税收优惠等财政支持力度,这将正向促进企业创新。异质性检验发现,相对于高融资约束企业、国有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民营企业更能利用智慧城市创新溢出效应驱动自身创新;相对于低市场竞争环境、非制造业行业,高市场竞争环境、制造业企业更能利用智慧城市创新溢出效应驱动自身创新。     

税制结构对长江经济带专利产出的影响研究

开展税制结构影响专利产出的实证研究。选取长江经济带11个省、直辖市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和门槛模型,探究直接税、间接税分别与长江经济带专利产出的关系,判别税制结构影响长江经济带创新发展的合理性。结果显示：现行税制结构不利于长江经济带专利产出水平的提升,直接税和间接税均与专利产出存在负向效应;税制结构对专利产出存在显著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单一门槛效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间接税、直接税对专利产出的效应均呈现逐渐减弱的趋势。因此,国家及地方政府应当继续深化结构性减税政策改革,降低纳税主体的税收负担;提高税收激励政策的普惠性、引导性和精准性;增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建设科技创新人才队伍。     

基于CGE模型的海洋生态补偿宏观经济效应

近年来,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海洋生态坏境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为保护海洋生态系统,实现海洋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亟需建立相应的海洋生态补偿机制,并探索生态补偿的标准问题。本文通过编制2017年中国宏观经济社会核算矩阵,构建中国宏观经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模拟了征收不同程度的海洋生态补偿税对经济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在征收生态补偿税的情形下,将政府收入增加的部分作为海洋生态补偿的专项资金,能够有效提高海洋生态补偿量。在生态补偿税设置为增值税的5%的情况下,海洋生态补偿量较初始情形相比,提升了4.07倍。②生态补偿税的征收会引起居民收入、企业收入、国外储蓄和国内生产总值的下降,对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其中,居民收入和国外储蓄受影响较大,企业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受影响较小。因此,需要制定合理的生态补偿标准和政策,实现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论当代遗产税的精神

理解遗产税制度,形成遗产税社会共识,需要认识遗产税的精神.当代遗产税的精神可提炼为：“替天行道”——遗产税的征收,是国家以专款专用税的方式,将去世的巨富占有的应当属于其他社会成员的那部分巨额财富“归还”给他们;“自由竞争”——征收遗产税意在打断或避免贫富差距的代际遗传,防止超级富人阶层出现,打断或避免家族财富过度的累代积聚和集中,防止一个永久的特权阶级出现,保障自由竞争,促进社会效率的提高;“尽情慈善”——遗产税通过慈善公益捐赠扣除的装置,使精英巨富能调动更多的财富,能最愉悦、最幸福、最尽情地从事他所钟爱的慈善公益事业;“自立自强”——遗产税的征收要是人们认识到,不应该依赖父祖的遗产,不劳而获,做寄生虫,而应该依靠自己的勤劳和创造,勤奋进取,积极向上.认识遗产税的精神,对人们的财富观念和行为方式会有重大的影响.     

我国奢侈品消费税制度的完善建议

分析我国现阶段尚未发展成熟的奢侈品消费市场,结合现行消费税制度在奢侈品课税方面存在的如课税范围偏窄、税目税率设计不科学、价税关系和征税环节设定不合理等问题,提出应从扩大征税范围、科学设计税率、调整价税关系等方面来加以完善。     

浅谈房地产工程管理中的成本控制与纳税筹划

我国房地产业发展较晚,工程项目管理相对较粗放,投资变化大,成本难以控制,因此如果将项目建设过程中的工程管理、财务管理和纳税筹划有机结合,就有可能达到项目建设中的资金风险管控和成本有效降低的目标。     

运用税收政策推动科技创新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经济的核心是科技创新。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科技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一个国家或地区科技水平的高低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综合实力。面对科技竞争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大力发展科技创新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而适度的税收优惠政策则可以促进企业进行科技创新的投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本文采用列表分析的方法,列举了我国目前的科技创新税收政策,并进行分析,并提出了要完善我国科技创新税收优惠政策体系、争取对不发达地区科技创新工作的税收优惠政策支持以及增强科技创新工作税收政策的实施力度的建议。     

税收优惠、财政补贴与中关村企业创新投入——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实证研究

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评估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对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投入的激励效果。研究结果表明:经营状况越好、创新能力越强、知识资本越充足、规模越小的企业越易获得这两种政策扶持;成立时间越短的企业越易获得税收优惠,但这一因素对获得政府补贴无显著影响;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投入有显著的激励作用;财政补贴对创新投入具有一定的正向影响,但与税收优惠相比效果不明显,在解决市场失灵的同时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政策失灵。     

再制造品环境税征收政策研究

虽然再制造品减少了对能源和材料的需求，但是生产和使用再制造品依然会带来环境问题，而且当其蚕食效应达到一定程度时将会导致环境效益变坏，因此是否应该对再制造品征税受到了人们的关注。为了更好的分析引入再制造品征税对供应链生产决策、环境、经济和社会福利的影响，分别构建了有无再制造征税情况下包含政府和制造商的二阶段Stackelberg博弈模型，利用逆向归纳法求解分析发现：对再制造品征税会导致政府可调控税收范围变小；低税收政策下引入再制造品征税可以促进制造商新产品生产销售行为，高税收政策下将阻碍制造商生产销售行为。引入再制造品征税后，高税收政策下制造商会出现经济效益变坏、环境效益变好的“一输一赢”局面，低税收政策下一定条件下会出现经济和环境效益都变坏的“双输”局面。所以，当制造商税收负担较低且消费者环保意识高于再制造品环境影响时，规制者不应当对再制造品征税。为了更好衡量立法有效性，政府应当平衡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以福利最大化为标准决定是否对再制造品进行征税，并确定最优税收水平。最后，通过算例分析给出了相关结论的验证，并获得了一些新的管理启示。